愛因斯坦檔案 － 麥可傑克森檔案

南方朔認為在胡佛所建的黑檔裡，黑人精神領袖馬丁路德金恩、超級演員卓別林，以及科學宗師愛因斯坦這三人的超級檔案最值得注意。 在我心中還有一人，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

佛萊德‧傑羅米援引「資訊公開法」，取得聯邦調查局近兩千頁的愛因斯坦檔案。 2009年12月22日，美國記者援引相同法條取得333頁的麥可傑克森「部份」檔案，涵蓋聯邦調查局在1992年到2005年間對他私人長達十三年的秘密跟蹤調查。 結果是任何對於他的指控懷疑，特別是1993年和2003年的兩次戀童指控(相信也包括對他的反猶太人懷疑)，均查無實據。

麥可傑克森的FBI聯邦調查局檔案揭露了LAPD洛杉磯警察局試圖引用1910年訂立的法規起訴麥可傑克森，以迫使他和歷史上諸多黑人名人Jack Johnson和Chuck Berry同樣被投入冤獄。 檔案顯示LAPD於1993年9月7日秘密聯繫FBI，咨詢FBI協助以「Mann法案」The Mann Act 起訴麥可傑克森的可行性。

Mann法案（The Mann Act）也被稱為白人奴隸制度法案(White Slavery Act)，訂立於1910年。 允許政府官員對不確定前提下的「不道德行為」進行逮捕，此法案在字面上雖未明白針對非洲裔美國人，但在過去的歷史上卻被頻頻用以抹黑、構陷美國黑人，特別是那些身邊伴隨著白人女子的黑人男性。

首例是世界上第一位黑人重量級拳王Jack Johnson，他因為與白人應召女郎出遊而在1913年被定案，罪名是transporting a female across the state line for immoral purposes「基於非道德動機跨州販運婦女」，而當時同行的另一白人男性並未被課以任何罪名或刑責。 這也是Geoffrey C. Ward在他的著作「Unforgivable Blackness」中所表述的種族主義之惡。 1959年Chuck Berry，才華橫溢的美國搖滾樂之父也被依同一法案定罪。 這些優秀的非裔美人被羅織的罪名事實發生在白人搖滾樂手Elvis Presley (貓王)身上，但美國官方和媒體一致選擇無視，汲汲營營於白人搖滾樂造神運動。

從1910年到2010年這一百年間，這個世界的文明起了很大的變化，但種族主義也只是被文明掩飾而從未自某些人內心消解。 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夢想以自己的音樂舞蹈抹平種族間的界線，但某些白種人卻無法容納一個黑種人的輝煌成功，在美國流行音樂的代表性形象及其在世界各地的驚人影響力，而他們是掌握媒體甚至檯面上檯面下權力的人，所以，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無力躲避他們苦心經營擘劃的1993年和2003年控訴案，即便法庭上荒謬指控破綻百出，被辯方律師Thomas Mesereau一一駁回，甚至檢察官Tom Sneddon充滿種族歧視意識的詰問，美國媒體一面倒集體消音，反報導了他們自己編劇的另一版本庭審，而全世界媒體再群起無條件逐字翻譯轉載。 法律上的無罪再也無法洗刷麥可傑克森在閱聽人腦海中的罪孽形象的偏見。

某些白種人並無種族偏見，但他們刻意規避種族議題以免引發論戰深化問題，某些黑種人希望引發論戰以逼使眾人正視問題，他們無法接受麥可傑克森更廣義的對世界所有種族的愛和關懷，而可能稀釋了美國黑人對於他領頭抗爭種族主義的期待。

FBI將愛因斯坦的政治思想面全面消音，擴大他老頑童科學家的一面，對於麥可傑克森，FBI則極力隱形他的音樂慈善貢獻的一面，而將他的人格私生活全面妖魔化，拜資訊科技之賜，媒體也助一臂之力將之全球化。

未來的某日，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的FBI檔案或許會被全部解秘，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事實的全貌，而我內心相信種族主義只會被文明更巧妙的掩飾。 2001年911事件後的反穆斯林種族主義拉開了一個更廣闊的場域，美國人在錯誤愛國主義的掩護矇蔽下將阿富汗和伊拉克當作美國軍方最新武器的試驗場，瞄準器上鑄刻著聖經密碼，一如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基督徒的聖戰。

愛因斯坦檔案 The Einstein File － 作者 序

愛因斯坦是個麻煩製造者，這是我最喜歡他的地方。他是個鼓動者，一個質疑權威的人。

雖然並不完全了解他的科學理論，不過和多數人一樣，我深知那些理論重要無比，不僅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宇宙觀，也為二十世紀所有的重大科技打下地基，從太空探險到電腦，還包括核能---好壞姑且不論。不過，對我而言，愛因斯坦最值得敬佩的一點，是他拒絕被擺進模子裡。他從不穿襪子。他對孩童說話，把他們當真正的人看待。政治上亦然；五○年代，儘管赤色恐怖的威脅讓那個世代的人噤如寒蟬，愛因斯坦依然直言不諱。他很危險。而他舉世披靡的群眾魅力，更使得他危險加倍。

在他生前，有關當局摧折不了他也嚇阻不住他的仗義執言，於是找到另一種方法為他消音：在他死後把他變成聖人。
　　
我和愛因斯坦檔案的初次邂逅純粹是無心插柳──頗似在閣樓裡亂翻，不意卻發現了一張標有記號的藏寶圖。當時我正以二十世紀最知名科學故事為題計劃出書（此書依然在計劃中），為蒐集資料，我翻遍愛因斯坦一九五五年過世之後關於他的眾多剪報（愛因斯坦本人是史上公認被報導最多的科學人物，而且時至今日依然源源出爐），發現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商業版第十七頁，就在氣象圖旁邊，印著這樣一個小標題：
聯邦調查局設檔報告
指愛因斯坦曾為間諜
與綁架案策劃人
　　
於佛州任英語教授也是《冷戰參考手冊》（The Cold WarReference Guide）作者的李察．艾倫．許華茲（Richard Alan Schwartz），在援引資訊公開法提出申請三年後，取得了調查局這套愛因斯坦檔案---只是調查局塗黑了某些資料，保留了約莫四分之一的內容。他告訴《紐約時報》：「這可以拍成一部絕妙的荒謬劇。我真的好想寫它一齣。」壞消息是，許華茲教授始終沒把劇本寫成，好消息是，他願意分享這份檔案，數年前我去邁阿密拜訪他，他欣然將它提供給我。自此之後，調查局也大方將它公諸於眾，甚至在千禧年二月貼進他們的網頁。
　　
更多的好消息是，在我自己以資訊公開法提出申請後，靠著華盛頓「公民訴訟團體」（Public Citizen Litigation Group）不可或缺的一臂之力，我拿到了先前「被刪節」掉的部分，也就是那三百多頁的內容，以及遭到塗黑、不見天日達十七年之久的段落。在這份終於解密的文件當中，有幾項依然是塗黑的，主要是調查局幹員和祕密線民的名字和編號，不過我已由其他管道查出了一些。
　　
我最先的想法是，調查局這份愛因斯坦檔案可以寫成一篇精采的雜誌文章，原因很簡單，因為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可是當我讀著它，那一頁接一頁令人心驚的內容裡卻浮現出一個更為重大、也是我打算藉由本書所述說的故事面貌：艾德格．胡佛主持的聯邦調查局（曾經聯手其他聯邦機構）進行一個鮮為人知的計劃，他們打算毀掉愛因斯坦的令名，包括試圖將愛因斯坦和蘇聯諜報網連在一起---直到今天，胡佛某些徒子徒孫還在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這份調查局檔案，透過它明顯的反愛因斯坦偏見，也顯現出愛因斯坦大體上不為公眾所知的一面：他一生的政治面向，包括他對社會正義的當仁不讓、他反對種族歧視的主張、他對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回應。如果美國政府這項試圖抹黑世上最偉大科學家的祕密行動對多數讀者來說堪稱頭條新聞，那麼愛因斯坦的政治立場就是這則新聞的背後動機、這項行動的緣由所在。
　　
最後一點，鮮少人對愛因斯坦的政治面向有印象，這個事實反映出這則故事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元素：當局試圖重寫歷史，將愛因斯坦激進的政治立場從他的公共形象中抹去---他們將他描繪成一個慈眉善目的教授學者，時常心不在焉但情有可原，因為他的頭腦漫遊在高於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的層次裡，總是沉浸在偉大思想裡的他可沒有時間思及人間憂患。
　　
我想我就是這個時候悟到，關於這位「世紀風雲人物」的人生，有多少沒有讓我們知悉。我感覺有如遭到掠奪，於是決定集結資料寫成一本書。身為科學作家，多年來我深知愛因斯坦永遠是好的故事題材。《時代》（Time）雜誌前主筆亨利．格倫沃（Henry Grunwald）說過（*1），不管是哪一期，只要封面有愛因斯坦的照片，那期銷量定是年度第一。不過，當我發現到愛因斯坦的政治投入和他觸角廣伸的人道精神，我深感驚駭---為什麼以前我不知道？一整船的歷史寶物平白消失了，卻不曾有人提到它的不翼而飛。為什麼全世界沒有人知道？
　　
本書並不是又一本愛因斯坦傳記---關於他的傳記，寫成問世的已有兩百餘部。確實，愛因斯坦被寫成傳記、編入年表、納入書目、拍成戲劇和電視節目，備受檢驗之餘如今更上了網際網路（當然），次數之多，史上任何科學家都不能望其項背。坊間不單有《愛因斯坦辭典》（Einstein Dictionary），甚至有本叫做《愛因斯坦》（Einstein for Beginners）的漫畫書。近年關於他的情書、他與兒子、妻子以及「其他人」的感情世界，除了一籮筐文章、電視節目（包括公視節目〈新星〉﹝Nova﹞兩小時的特輯）外，光是專書少說就有三本。就連愛因斯坦的腦子，都曾被測量、分析，在世界各地公開展示。
　　
而不管是為他作傳（*2）、蒐集書信或製作視聽節目，愛因斯坦生命中有個領域都備受忽略。當《時代》將他選為「世紀風雲人物」，各大主流媒體皆以頭版報導，對他這個領域卻完全略而不提，那就是：他的政治立場（註一）。
　　
註一 《時代》雜誌「世紀風雲人物」那期的內容有個罕見的例外；資深科學作家富萊德．戈登（Fred Golden）以「相對論的叛徒」為副題，相當全面地描繪出愛因斯坦的政治肖像，只除了一個重要的遺漏：對愛因斯坦的社會主義信念隻字未提。看來《時代》的主管群雖決定深入，卻還是不願越雷池一步（《Time》，December 31, 1999）。
　　
毫無疑問，愛因斯坦是權威的質疑者，而他的政治立場卻不只是無黨無派而已。他曾經第一手目睹德國納粹崛起，這個經歷形塑了他的視野，造成他尤其強烈的反法西斯思想，包括在美國公然與麥卡錫主義對抗。他是個和平主義者、國際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也是個直言無隱的反種族主義者，但對於世界大事，他可不只是被動地加以針砭而已。這份調查局檔案提供了一個窗口，讓我們窺見愛因斯坦的政治本質、他對公共事務投入之深、如何以自己的特殊地位為他支持的組織慷慨背書。他被胡佛的調查局視為威脅，是因為他是這樣的行動派，而非他無數的政論文章和演說。調查局檔案指稱，愛因斯坦「本人或他的名字，確實與數以百計的親共團體有廣泛的牽連」（*3）。
　　
而愛因斯坦，看法當然不同：
一個人擁有這樣的尊榮……善用此一力量為同胞做好事，是他的義務與責任。因此之故，我一直利用各種機會幫助受到迫害的人，不過，當然，唯有在不脫這人權利範疇的情況下（*4）。
　　
然而，我對這份檔案中所囊括的事件探究越深，愛因斯坦政治立場在他公共形象中的缺席就越發顯得離奇（「離奇啊離奇，」愛麗絲在漫遊仙境時如是說）。在當時，幾乎愛因斯坦所有的政治發言都是大新聞。一九五三年，他公開呼籲各方證人站出來對抗麥卡錫參議員和其他的國會「宗教法官」（他的用語），《紐約時報》和全球各媒體不只以一頁的頭版新聞刊登，細部報導更長達兩頁。確實，愛因斯坦生前所有的公開行為，包括對一名記者吐舌頭，都是新聞的同義字。然而，在他一九五五年辭世之後，愛氏本人雖然成了偶像，但他曾是重大新聞的反權威之政治立場卻成了非新聞。
　　
「這個過程叫做神格化，」知名物理學者佛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說，「當你把某人放置在塑像座上，你就不會注意到他的水泥腳。」（*5）不用懷疑，愛因斯坦聽到有人這樣形容他的政治立場一定抗議---對他來說，它們遠非站不住的水泥腳。不過，戴森所言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洞察：將愛因斯坦偶像化，已經讓他從一個橫眉豎目的社會評論者搖身成了一位慈眉善目、心不在焉、腦袋老在雲端的學者。而這趟航程是如此水波不興，一點讓船隻輕晃的波瀾都沒有。
　　
如此這般，歷史被消毒得一塵不染。一如音樂家卡薩爾斯（Pablo Casals）和柯普蘭（Aaron Copland）、小說家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聶魯達（Pablo Neruda）、劇作家歐凱西（Sean O’Casey）、畢卡索（Pablo Picasso）和其他更多的人，我們所知悉的這些英雄，都是他們被容許接受的那一半人生。被端到每一代人面前的只有他們生命中可敬的部分──雜質被過濾、骨頭被剔除、傳記被軟化，毫無需要咀嚼的東西。我們可以佩服、頌揚愛因斯坦是天才，但他既是年輕人的偶像，如果這個天才同時也反戰、反種族歧視、傾向社會主義，那是萬萬不可。因此，在所有通過審核的歷史版本當中，這些都被大筆一揮，輕易就給刪除了。
　　
當初我著手寫這本書，心中並非一無成見。我是個現今所謂的「包紅色尿布的嬰兒」，出生在一個本身也被調查局設了個厚檔的家庭裡。就在調查局建立愛因斯坦檔案的那些年，我父親因為是共產黨幹部，在史密斯法案（Smith Act）下被判刑確定，於賓州路易斯堡聯邦監獄（Federal Lewisburg Penitentiary）服刑三年。我記得，調查局幹員穿戴著他們一式一樣、一看即識的法蘭絨灰西裝和軟呢帽，在紐約市的地鐵站進進出出跟蹤著我的家人、我的青少年朋友和我，有幾回甚至跟著我去約會。（這可是打開話題的好材料！）
　　
不過，我一直試著以記者身份來處理愛因斯坦檔案，除了描述美國當時的冷戰氛圍，也描繪胡佛深信不疑的想法：他必須採取非常手段，才能讓美國免於被赤化。
　　
我不敢說我從頭到尾都很客觀。如果客觀的定義是毫無黨派偏見、超越任何爭議，我不相信這有可能做到，而即使可能，也不見得可取（*6）。一如那個老故事，「客觀」是個這樣的人：他去探望祖母，到了祖母家發現她正被一頭熊攻擊，於是站在一旁大喊：「別打了，熊；別鬧了，祖母！」當然，精確是報導的必要元素，包括公正呈現對立觀點（理解那隻熊為什麼要攻擊老祖母---說不定牠是餓了），而對於愛因斯坦檔案中指稱的事實與論斷，我除了小心查證、訪問不計其數的前調查局官員（只有幾位同意我提及他們的名字）外，還消化了多如牛毛的其他政府文件。
　　
或許不少讀者難以理解，愛因斯坦怎麼可能受左派吸引，挺身替共產黨辯護。其實這並非不尋常，尤其是反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很多都是逃亡異國的猶太人，深知共產黨徒是希特勒的第一批受害者，也是最積極對抗納粹以及幾乎無國不有的納粹師法者的鬥士（除了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與希特勒﹝Adolf Hitler﹞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期間）。在許多非裔美籍人士和其他鼓吹平權的人眼裡，最激昂的反種族主義聲浪，有時甚至是唯一的聲音，是發自共產黨徒之口。是共產黨整合了南方的小佃農，揭發了斯科茨伯勒（Scottsboro）（註二）、威利．麥吉（Willie McGee）和其他多起誣陷事件，首開風氣籌組商業工會，在六○年代民權運動發軔前數十年就領頭抗議吉姆克勞法（JimCrow Laws）（註三）。而在建立工業工會、爭取諸如失業保險等改革方面，共產黨也為相關的運動、遊行、抗爭提供了不少籌劃人才。
　　
註二 譯按：一九三○年代，美國阿拉巴馬州斯科茨伯勒九名黑人青年被控強姦兩名白人婦女。
註三 譯按：指一八七七年美國重建時期結束後，在美國南部執行的種族隔離狀態。
　　
「沒錯，就意圖建立世上第一個置人民於利益之先、自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而言，他們是過分樂觀了，」一位曾是共產黨員的人最近寫道，「沒錯，他們很可悲，因為史達林思想屠殺了社會主義的美夢，而他們卻遲遲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但是，「美國的共產黨徒，即使有其罪孽……鼓吹的卻是比資本主義更人道的東西……他們為了社會正義，曾經做過積極且有效的奮戰……」（*7）
　　
在現在被稱為「九一一事件」的恐怖攻擊之後，出現了「美國新戰爭」和「國土保衛」云云，對於這些，我原本打算絕口不提的。事件發生之際，本書已進入最後校對階段，再幾個月就要出版，可是，和愛因斯坦朝夕相處了那麼多年，要保持緘默實不可能。
　　
當然，對於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擊、數千名無辜民眾因此送命，沒有人能確定愛因斯坦會怎麼說或怎麼做，不過他定然和世人一樣驚駭，這樣說應該很保險。而因為痛恨這樣的暴行，他極可能不會對其他的侵犯行為視而不見，極可能對華府在國外越來越偏恃軍事攻擊、在國內越來越嗜好壓制的手段表示驚愕與憤怒，例如，轟炸異國平民卻毫無歉意；在毫無證據下捉拿數千名阿拉伯人或貌似中東種族的人；以「美國愛國者法案」為據准許當局無限期拘留沒有公民權的人；明令授權軍方對「涉嫌」協助恐怖份子的外國人施以祕密軍事審判（並擁有執行死刑的權力）。
　　
（不少美國人雖對軍隊的介入感到不安，不過對這種種新的鎮壓行為或許並不關心，因為這些人權自由的限制只適用於外國人，對他們並無影響。縱然有歷史的殷鑑，似乎總有一些人會為自己不是外來移民、不是黑人、街友、同性戀、猶太人等感到慶幸。）
　　
在愛因斯坦看來，這場「美國國土保衛戰」最令人憂心的一面，極可能是反移民和反阿拉伯的種族主義已經變得像燎原大火，雖然這樣的情緒在九一一之前便已顯現。我們可以想像他的憂傷、憤怒和似曾相識之感，如果他看到二○○一年十一月七日賴瑞金（Larry King）的現場節目，維州參議員約翰．華納（JohnWarner）受訪時這樣告訴觀眾：「各位一定要把自己當成情報員，不是去刺探你的鄰居，而是理智地舉發任何看似可疑的行徑。」
　　
而如果愛因斯坦讀到《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頭版報導（時隔上述訪問僅僅兩週之後），他會怎麼說才能表達他深深的悲哀？──有幾近五十萬名的美國人打電話到聯邦調查局檢舉他們的鄰居（多半是阿拉伯裔或貌似中東國籍的人）：
密告者一堆
響應調查局呼籲，舉國皆成抓耙子……
這是鄰居對抗鄰居的戰爭，
四十三萬五千個國民提供線索
讓調查幹員幾乎滅頂
連牧師也加入窺探
　　
打著愛國旗號行壓制之實，愛因斯坦對這種伎倆太熟悉了。確實，司法部長阿謝可羅夫（John Ashcroft）打算將四十六個團體列為「恐怖份子」或「有恐怖主義傾向」，聽來和五○年代的「反動組織」名單有著詭異的雷同。一九四九年，當麥卡錫主義和種種對人權自由的壓制正迅速摧毀著美國的自由精神，愛因斯坦於一篇鮮為人知的聲明中直指：「這面旗幟象徵著一個事實：人類依然是一群禽獸。」（*8）
　　
藉由過去數年來的訪談，我發現調查局這份愛因斯坦檔案有如發出警訊。當初胡佛和他的調查局打算追獵愛因斯坦---手段林林總總，從竊聽電話、私拆信件到暗闖私人住家---似乎讓許多人憬悟到，麥卡錫與胡佛主義扎根是多麼深廣，而它製造出來的恐懼效應又是多麼無遠弗屆。
　　
愛因斯坦和他所背書的團體對社會公義有著共同的關切，這是否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對此胡佛深信不疑），讀者和歷史都必須做出判斷。不過，如果這份檔案有助於重新勾起大眾對愛因斯坦政治主張的興趣，那麼胡佛對愛因斯坦的這場祕戰就算是有了一個美好的轉折。
　　
註釋：
*1 一九九○至九二年間，與格倫沃數度對話。
*2 過去二十年來，已有兩本愛因斯坦傳記（Sayen & Brian）於章節中將愛氏的政治關聯納入討論，並以調查局檔案為參考資料。派斯的《Einstein Lived Here》和卡拉普萊斯（Alice Calaprice）的《Expanded Quotable Einstein》雖非傳記，但也收入了若干有價值的政治參考。
*3 「……與數以百計的親共團體有廣泛的牽連」：調查局愛因斯坦檔案，Section 10。
*4 「一個人擁有這樣的尊榮……」：Bucky, p. 32.
*5 二○○○年四月十日，於高等研究院訪問戴森。
*6 談「客觀」：賀伯．艾普斯克（Herbert Aptheker）形容著名歷史學者杜柏伊斯（我們會在愛因斯坦檔案裡再度見到杜柏伊斯），認為杜氏「對被剝削者有份強烈的認同情感，他站在他們同一邊因此是站在正義這方，這使得真相的掌握成為可能。這份認同感至少是條累積認知的高速公路，縱使不能到達最後真相，與真實的距離也會越來越近」：Aptheker,《Afro-American History, The Modern Era》, New York,1971, p. 52，Robin D. G. Kelley於《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引述，June 2000, p. 155。
*7 「……為了社會正義……奮戰」：二○○一年元月二十二日，列斯特．魯尼（Lester Rodney）致函《The Nation》。早在道奇隊僱用傑基．羅賓森之前，擔任《勞工日報》運動版主編的魯尼就呼籲棒球大聯盟打破種族藩籬。
*8 愛因斯坦對這面旗幟的批評見於一九四九年，原文乃是他以德文親筆寫就：Die Fahn’ ist ein Symbol dafuer Dass noch der Mensch ein Herdentier承蒙The James and Elizabeth May Collection同意，這副由愛因斯坦於一九四九年簽名的原稿對句得以在此處重現。一九七九年，美國史密森尼國家史博館為紀念這位大科學家

文： 作者/佛萊德‧傑羅米（Fred Jerome）

愛因斯坦檔案 The Einstein File － 南方朔 導讀

書名：愛因斯坦檔案
原文：The Einstein File
作者： 佛萊德‧傑羅米（Fred Jerome）
譯者： 席玉蘋
出版社： 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 2009年11月01日



【序】評論家/南方朔 － 齷齪權力也鬥不臭的愛因斯坦！

在美國歷史上，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72）乃是個傳奇的穿西裝流氓。他從一九二四年，離卅歲生日還有十天起就幹上聯邦調查局長，幹了將近半個世紀，經歷了八個美國總統，但沒有一個人敢動他。

一九七一年十月，尼克森和他的司法部長米契爾商談，想要把他換掉，結論是這個人動不得，尼克森當時苦笑說：「這個職位他可以幹到一百歲！」。美國歷任總統沒有人敢動他，乃是因為他手上握有每個人的黑資料，例如甘迺迪總統一向花心，會帶著情人坐空軍一號出差兼出遊，他帶好萊塢美腿明星安雅狄金遜出遊，在空軍一號專機上的床上錄音帶就被胡佛抓在手上。當有了這種等級的黑資料，當然歷任總統皆恨他入骨，但卻不敢動他了。胡佛手上的絕對機密資料，他都放在家裡，不在聯邦調查局的檔案室。他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享壽七十七歲而逝，這些資料都被一組身份不明的人連夜搬走，下落從此不明，它已成了美國最大的秘密之一。他逝世的消息當時立即通報給尼克森，尼克森得知後欣喜若狂說道：「感謝上帝，這個吸人Ｘ巴的傢伙！」胡佛是個隱藏身份的同性戀者，尼克森就是在罵他的這一點！

胡佛是個近代法西斯奇人。西諺有曰：「愛國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許多人格卑劣之徒，都會打著愛國的旗號來自我保護及擴權。而胡佛即毫無疑問的是玩弄這種愛國遊戲的超級高手。他除了利用特務權力蒐集之首及政要的黑資料，做為政治勒索及自我保護的籌碼外，更重要的乃是他在局長任內的將近半個世紀裡，一共建立了將近一千萬人的情報資料檔。只要是稍微有點名氣和有點活躍的人，沒有人能逃得過他監視的眼睛。尤其是麥卡錫白色恐怖時代，他以「反共愛國」為名，更是濫權到了最高點。

舉例而言，在他的黑檔案裡，各行各業的重要人物實在太多了：在影視圈，雷根早年是個小演員，但因參加演員工會，就被列為左傾份子而監視建檔，雷根的檔案號碼是一○○─三八二一九六號，根據黑資料，聯邦調查局後來威脅甚至吸收雷根為線民，這點早已不再是秘密。影視演藝圈裡，諸如卓別林、法蘭克辛那屈等天王級的人物都被列檔，而更大的巨星如賈利古柏、勞勃泰勒，以及狄士尼的老闆華德狄士尼等皆被迫而和聯邦調查局合作，至於在文化藝術圈：海明威、湯瑪斯曼、賽珍珠、史坦貝克等諾貝爾級作家全都建檔監視，另外如畫家畢卡索、安迪沃荷，劇作家亞瑟米勒，詩人卡爾桑德堡，小說家赫胥黎等也全都建檔列管。由於建檔列管乃是例行工作，它的資料全都存在聯邦調查局的局本部，而未消失。這也是後人能在多年後透過資訊自由法案而將這些資料公開的原因。我們現在已知道，卓別林檔厚達一千九百頁，賽珍珠檔四百頁。聯邦調查局有大量特務及線民，他們胡亂舉報領賞金，一半以上的訊息皆捏造，有些人因為黑檔案而被戴上紅帽子搞到失去工作及家破人亡。胡佛這個愛國流氓，他是帶著沾滿鮮血的雙手而死的。

在胡佛所建的黑檔裡，我認為黑人精神領袖馬丁路德金恩、超級演員卓別林，以及科學宗師愛因斯坦這三人的超級檔案最值得注意。

馬丁路德金恩是那個時代的民權運動精神領袖，胡佛對他的監視已到了緊迫盯人的程度。他不論去那裡都有探員追蹤。胡佛曾明言，這個人一定要把他搞死搞臭，讓他再也無法發揮群眾影響力。在胡佛親自領軍下，為了阻止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已到了無所不為的程度，最後胡佛透過在床底下裝竊聽器的方式，錄到他的床上活動錄音帶，胡佛分別找了許多媒體希望獨家報導這種醜聞，但全遭到拒絕，胡佛企圖鬥臭馬丁路德金恩的技倆遂告失敗。

至於偉大演員卓別林，乃是電影圈第一代良心演員，在默片時代即以擅長呈現小人物的辛酸聞名，他出生英國，後來赴美。但他的良心影片，美國右派卻扣之為赤色份子。他後來被迫離開美國而至瑞士定居，他在美期間，胡佛即恨之入骨，稱他為共黨同路人。由他的黑資料厚達一千九百頁，可知胡佛對他嫉恨的程度！

至於愛因斯坦，他的黑檔案之厚與卓別林不相上下。愛因斯坦是人間少有的天才物理學家，但他同時也是個從未忘掉自己公民身份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種族歧視及各式各樣的壓迫，他也是全球和平運動的先驅領袖，特別是戰後，進步價值的領導人高度整合，他們以美國的菁英刊物〈國家週刊〉為基地，發表時論，影響極大，包括愛因斯坦、羅素等人都是舉陣靈魂。

但這樣的科學家及公共知識份子領袖，在美國右派，特別是胡佛這種人的眼中，當然成了「親共份子」、「第五縱隊」、「共黨同路人」。因此早在一九一○年代末，美國右派即開始扣他紅帽子；從一九三一年他赴美定居到一九五五逝世的將近廿五年間，聯邦調查局即始終未曾放鬆過對他的監控、建檔和醜化，包括利用線民、放話中傷，以及郵電檢查等。

有關愛因斯坦黑檔案的問題，在愛因斯坦仍活著時人們即有耳聞，但在那個冷戰及白色恐怖年代，人們對內情皆無從知悉。有關他的黑檔案，一直要到一九八○年代初，美國媒體、作家評論界，才透過持續的努力，一點點將他揭露。據我所知，所謂「愛因斯坦檔案」最早是一九八三年初被媒體揭露，而後學者專家再進一步追蹤調查。

而著名媒體人及學者弗列德．傑羅米（Fred Jerome）所寫的這本《愛因斯坦檔案：胡佛對世界最知名科學家的秘密鬥爭》即是有關「愛因斯坦檔案」的最詳細之作。作者在以前人的努力基礎之上，透過更多努力，得到幾乎全部的檔案，而後將胡佛如何鬥愛因斯坦，做了詳盡的探究。這是迄今為止有關此問題的最權威之作。

閱讀這本著作，它除了讓人們歷史探幽外，在閱讀時心情難免會愈讀愈沉重。在人類歷史上有著太多的黑暗面，而人那有如畜牲般的邪惡本性就會在黑暗的掩護下發揮，殺人不眨眼、整人鬥人也一點都不會不安，反而會自鳴正義以為自己是站在真理這一邊。愛因斯坦這種級數的人物，當然不是胡佛這種人鬥得死、鬥得臭的。但在冷戰白色恐怖時代，卻的確有太多沒有金光護體的人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而嚴重受害。

當年聯邦調查局企圖把愛因斯坦醜化成是「共黨同路人」、是「俄國間諜」、是「顛覆份子」；而到了今天，愛因斯坦的醜化已難以為繼，於是他又被塑造成是個慈祥、童心、天真的老人。但事實上這兩個形象都不對，愛因斯坦是個專業不鬆懈的科學家，也是個人道存心，對更好世界充滿期待又不肯放棄自己責任的良心公共知識份子，他不屈服、不妥協、鬥不死、批不臭，這才是愛因斯坦的本色，也是他除了科學成就外，真正值得崇敬另一半原因！

文： 評論家/南方朔

謝英俊與介達中繼屋／蓋自己的房子

【Searchome設計家╱文＿莊偉慈 攝影＿Yvonne】【圖片提供＿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


台東縣太麻里／38.9坪／中繼屋／濱海山區／2~8人／輕鋼構


在這裡，生活與浪漫無關，而是對生命的真實挑戰。

八八水災後，金峰鄉嘉蘭村居民失去了家園。謝英俊建築師與世界展望會在台東太麻里介達國小後方，以最簡便的方式蓋起了中繼屋。房子以最簡便快速的方式蓋起，但房子蓋好之後的生活，對嘉蘭村民而言才是最大的挑戰。


2009年12月中旬中繼屋才剛完工，居民陸續進駐打掃，或視個人需求將房子的格局再做調整。

這裡風景美好，後方是蓊鬱的青山，前方可看到湛藍的太平洋。即使是陰天，遼闊的視野仍能帶著你看到遠方海面的波光瀲灩。「如果能住在這裡多好？」也許你看到這片風景，會這樣想著。

中繼屋，不只是暫時棲身之所

這裡是位於台東太麻里的介達中繼屋。採訪之日，居民們三三兩兩地為剛落成的房屋上油漆、釘隔板，或拿著竹掃帚清掃家園。自從八八水災之後，對於他們而言，家的外貌有了改變，但卻改變不了他們對於家園的概念。負責中繼屋興建工程的謝英俊建築師說，此次中繼屋的建造有別於組合屋。「組合屋僅能暫時棲身，但無法供給生活所需。中繼屋可長時間安置住民，對於居住者來說，住在這裡的時間不僅有一兩年，而是可賴以正常度日的『家』。」

由於八八水災所帶來的災變與九二一大地震不同，整片土地的流失，使得居民無法在原來的土地上蓋屋。而對原住民而言，整個部落的遷村又有其難度，且原住民對於部落與故土的依賴度高，因此蓋中繼屋更得將居住者的文化背景考量進去。

「中繼屋的興建除了將原住民的生活型態納入設計，同時也引進『協力造屋』的概念。」謝英俊說，嘉蘭村的村民以及下方振興村的居民共同蓋屋，透過勞動的付出換取收入，可提供實際的工作機會給災民。另外，中繼屋蓋房子的過程雖然簡化，但具有可永久居住 的特點以及相當程度的開放性，從永續的觀點而言，都可讓部落文化得以延續。

蓋房子，尊重原住民文化主體性

中繼屋的興建除了將原住民原本的生活型態與文化背景納入考量，對於自然環境的尊重也是中繼屋的最大特色。房子的地面是以地樑結合後再灌漿，透過結構體與地基的結合作為基礎。牆面的結構材也使用混凝土沙漿取代完全的混凝土，而房子90%的建材都可回收使用。因此就算未來中繼屋要拆遷，將對於環境的破壞與汙染降到最低。

除了硬體設計以綠建築為出發點，整個村落的規畫也相當尊重原住民文化的主體性。謝英俊說，原住民部落是以家族為核心，房子之間的道路雖是公用空間，但房子的設計上也預留了螺栓接口，之後居住者可自由搭建，讓房子可更有自主性的表現。

介達中繼屋是嘉蘭村村民暫時棲身之所，也是他們賴以重新建造家園的地方。而在這裡，謝英俊建築 師落實「蓋房子不一定要花大錢」的理念，也展現出蓋房子更多的可能性。「這一套系統不只是蓋房子，而能夠在滿足基本條件下，讓房子能隨居住者的使用需求千 變萬化。」謝英俊說，這套系統讓蓋房子在顧全安全性與環保的前提下變得更容易，「誰說房子一定要花很多錢、要有厚厚的水泥牆才叫穩固呢？！」

designer data


建築師：謝英俊

現職：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經歷與專長：淡江大學建築系學士。陳其寬建築師事務所工程師。

921大地震後在日月潭組成自立造屋工作隊，近年陸續參與日月潭邵族災區重建與四川茂縣楊柳村的災後重建工作。去年投入八八水災的重建工作，位於台東太麻里的介達中繼屋於2009年12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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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風箏的孩子 The Kite Runner

書名： 追風箏的孩子
原文： The Kite Runner
作者： 卡勒德‧胡賽尼
            (Khaled Hosseini)
譯者： 李靜宜
出版： 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 2005年09月01日




2001年911事件後，阿富汗再度成為世界的注目焦點。
一時之間，書市充斥著關於阿富汗、喀布爾、神學士、伊斯蘭教、穆斯林的「專書」，執筆者泰半為西方國家的記者和所謂的伊斯蘭文化專家，這些前911文本當然也代表著一貫的單一西方觀點。 當此類文本發展到極致並顯露疲態時，後911文本順勢而生，2003年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在美國出版了「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終於首度出現一位在喀布爾出生成長的阿富汗人的觀點。

這本書的特殊性和精彩敘事為胡賽尼陸續贏得了多個新人文學獎和2006年聯合國首屆人道主義獎，並在國際書市激起銷售熱況和廣泛迴響，甚至在2006年由馬克佛斯特（Marc Forster）改編為電影。

歷史的軸線貫穿了1973年穆罕默德•達烏德•可汗發動的政變，在阿富汗推翻君主制建立第一個共和國，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長達十年的戰爭，1996年塔利班佔領喀布爾前後的內戰，直到2001年的911事件。 作者不僅關照了阿富汗數十年來不絕的戰亂烽火，更透過書中人物綿延敘事阿富汗境內的部族教派複雜糾葛。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本是古絲路必經之道，吸納了彿教、祆教、伊斯蘭教文化之精華，保留了部份最早的古文明，也融合了多樣的民族，這個地理優勢卻不幸吸引了一波波外族的覬覦入侵乃至十八世紀的英俄殖民主義帝國的勢力競逐，和二十世紀美俄冷戰的代理戰爭新競逐。 幾千年來，阿富汗本是以氏族、部族、宗教派別為社會依附單元的民族，不曾有過國家和國界的概念，殖民主義帝國國家卻競自在地圖上以直線為阿富汗決定國界，遂行利益瓜分和力量消解，這些以直線代替自然地理界線的國界線不但分割了部族也衍生了往後的紛爭不斷。 1893年英屬印度政府外務大臣莫蒂默•杜蘭德強迫簽下的杜蘭德線（Durand Line）對普什圖族的強制分割即為著名歷史惡例。

阿富汗的官方語言文字為波斯語和普什圖語，主要民族為佔人口半數的普什圖人，其次為塔吉克人，然後才是其他少數民族哈扎拉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俾路支人等。 普什圖人信仰的是回教的主要派別遜尼派，而哈扎拉人信仰的是回教的少數派別什葉派，各部族和宗教派系間在歷史上始終爭戰不斷，有其複雜難解的歷史淵源。

普什圖人歷來是阿富汗的政經主幹領導精英，擁有最大的資源和優勢。 十三世紀蒙古族成吉思汗的西征和中亞部族的通婚留下的後代成為日後備受歧視的哈扎拉人，他們主要居住在中部山區。 十九世紀時，哈扎拉人被普什圖人驅趕，一部份人被迫遷移到喀布爾附近從事底層低下工作，1989年蘇俄撤軍後，阿富汗陷入了另一場窮惡內戰，期間發生多次普什圖人與哈扎拉人間的彼此報復屠殺，這也是書中人物阿米爾和哈山所代表的意義，而書中人物阿賽夫－金髮藍眼的混血塔吉克人，則是代表納粹德國在阿富汗用以推動其「高尚的純種」亞利安人後裔的另一勢力。

阿米爾和哈山，一個普什圖人和一個哈札拉人，在他們出生的那一刻已經決定了各自迥然不同的命運，阿米爾的父親視哈山父親為兄長，卻與其哈札拉妻子偷偷生下了哈山，阿米爾父親的好友愛上哈扎拉女子，卻因部族階級的歷史鴻溝終生未婚。 最後，阿米爾終以回報哈山的兒子「為你，千千萬萬遍」得到救贖與消解。

放風箏本是阿富汗最盛行的古老風俗，在本書中成為了最美麗哀傷的鄉愁與意象，一如書本扉頁上美麗的1960年代喀布爾。

胡賽尼說這本書是關於愛和瞭解，而這本書也讓他深刻體會到文字的力量。
祝福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

源起： 阿富汗少女

1984年柏夏瓦(Peshawar)近郊的難民營，National Geographic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Steve McCurry為戰火中的阿富汗留下這張震懾人心的影像記錄：阿富汗少女，當時年約12歲剛剛在戰火中失去了父母親兄長家人，一路長途跋涉逃難至巴基斯坦的Sharbat Gula。 這張影像承載了鏡頭所能承載的最沉重量、戰爭的重量和歷史的重量，在成為次年六月號國家地理雜誌的封面後激起的廣泛迴響綿延十數年不絕。

1979年到1989年歷時十年的蘇俄入侵戰爭，讓阿富汗這個國家首次引起了世界的注意，蘇聯軍隊走了，世界再次遺忘這塊被遮蔽的土地，但長期戰爭所遺留下的貧窮、彈藥武器、聖戰士、飽受轟炸滿佈地雷的貧瘠土地將阿富汗導向萬劫不復的窮惡內戰，戰火依然繼續。 一直要到2001年的911事件，人們才又注意的這個千瘡百孔的文化古國。

Steve McCurry和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團隊也終於在2002年阿富汗的邊遠地區找到了17年前的阿富汗少女，沒有喜悅和祝慶，因為Steve一眼看見她雙瞳臉龐飽經生活磨難掙扎的痕跡。 2002年4月號國家地理雜誌的封面重現了這場相遇，讀者的熱切回應幫助Steve McCurry將影像的力量延伸。

2003年1月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創刊二週年慶，邀請Steve McCurry來台舉辦若干場簽名會。 我見到了這位受人敬愛的攝影名師，他不僅關懷人的處境，也是一位不拘小節坦率風趣的人物。 在誠品書店的雜誌創刊號簽名會上，他面對讀者天馬行空的問題可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至對緊張提問的女生打趣：「妳只有這個問題嗎？妳確定？昨天晚上不是準備了很多問題嗎？」 當讀者請他在雜誌內頁照片上簽名時，他會一臉的痛苦為難：「可是這樣會破壞了畫面不是嗎？！」 然後小心翼翼地在隔頁文字空白處簽名，並且確定墨水不致暈開，面對讀者要求e-mail地址，他也是毫不猶豫大方連同簽名附上。 我自然是不願錯過這個好運氣。

而在雜誌社的募款海報簽名會上他更是妙語如珠，逗得台上台下笑聲不斷十分盡興。 Steve為讀者在阿富汗少女的大開海報上簽名募款以資助成立阿富汗女子學校，演講完畢後，他開玩笑大喊：「把門給我鎖起來，在場的人沒有捐款的通通不准出去！」 簽名時，幾乎每個讀者都要藉機和他聊上幾句表達心中的愛慕崇拜，甚至要求握手合照，Steve總是歡歡喜喜來者不拒，在為我簽名時，甚至還會主動開個小玩笑。 我想很多人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個溫暖的人和他的作品所表達的對『人』的關懷。

因為這樣一個源起，我開始渴望去理解這個阿富汗少女眼睛中的恐懼和創傷，那一片湖綠色難民營帳篷背後的戰爭和背負這個戰爭的古老國度－阿富汗。 一直到今天，戰爭都不曾止歇。

謝謝Steve，你讓世界張開眼睛去關注受苦的人，維繫人的尊嚴，不被遺忘。

阮慶岳： 文學的社會事件簿/行者謝英俊

【聯合報╱阮慶岳】2009.08.28

我記得謝英俊當時矢志投身的神色，那種幾乎暗示可以餘生皆為此的莊重態度，讓我切切難忘。一年後我來看他與楊柳村，忽然感覺到某種落寞與孤寂的繚繞……


謝英俊以建築師身分積極投入社會改革。
(阮慶岳/攝影)

入川協助家屋重建工程

離開成都前夜，和謝英俊及幾個大陸、台灣的建築人，在極具藝文時尚風格的「小酒館」喝酒聊天，喝得極多、談得也多。那酒館音樂與氣息皆佳，人也年輕好看，我們先喝啤酒再喝威士忌，話語交錯熱烈。

話題主要繞在謝英俊入川一年的災後重建議題。這是因為我們在之前幾日，才在謝英俊陪同下，進到四川西北多是藏羌等少數民族住居的茂縣山區，住宿了兩天一夜，看謝英俊主導的羌族楊柳村家屋重建工程。


這工程並不大，總共大約五十來戶，都是兩層樓加一個暫作儲藏室的閣樓，連棟斜頂獨戶住家，一戶約莫五十坪上下。村子原本是落在更高處的傳統羌寨，地震時破壞嚴重，不得不遷村重建。新村邊上種著羌族重要的經濟作物花椒樹，這時花椒已經滿樹，等著翻紅。整村屋子的主體結構都已完成，各戶或在築牆或搭屋頂，男女老少穿梭吆喝，熙熙攘攘恍若慶典。


除了輕鋼架和混凝土外，牆體的石材與土料，均是村民自行在鄰近取得。
(阮慶岳/攝影)
謝英俊為他們規畫的新村子，單戶住宅的內部配置與模樣，基本上依循傳統形式，最大的改變是把結構系統，從木柱木梁改成輕鋼架，這原因半是因工業化的時代浪潮，另外也是考慮抗地震效能。謝英俊把這個現代的材料與工法，帶入到深山的楊柳村，取得村民的瞭解與信任，簡化施工的技巧與程序，以讓無專業背景的村民，可以參與蓋自己的屋子，同時避免對大型機具與專業工人過度依賴，充分運用在地的勞動力與材料（除了輕鋼架和混凝土外，牆體的石材與土料，均是村民自行在鄰近取得，部分木料則取自塌垮的舊宅），藉此節省蓋屋費用。

921大地震後與邵族部落重建家屋受矚目

謝英俊十年前在921大地震後，與日月潭邵族部落一起自力重建家屋，受到海內外建築界廣泛矚目。邵族家屋最引人之處，在於面對快速機械化的世界，仍堅持對個體勞動力寄予尊重，並且相信單一個體與家庭，在自力自助與適度鄰里換工協助的狀態下，確是可以造出自己的家園來的。

另外一個部分，則是對人居與村落背後，更為龐大也複雜社會與文化議題的關注。這可以從他在邵族部落，思索如何能回復或延續原有信仰、儀式與自體性，作為主要建築的目標，見出一斑。

楊柳村羌族居民所面對的問題，與日月潭的邵族有些類似，二者同樣被主流社會傾軋，均不得不邊緣與弱勢化，但若是拿二者來相較，羌族的處境也許要更嚴峻些。我們所住宿簡陋旅店的白大哥，說村子裡能上高中的小孩不到兩成，他希望自己正要上高中的女兒，以後「可以遠走高飛，不要再回來這村子裡」。

他不相信女兒在這裡會有未來，這說法令我心驚，卻又同時覺得熟悉無比。因為在這世界上，因擔心子女競爭邊緣化，不得不忍痛說出這同樣話來的父母，海角天涯皆可聽聞。是的，不管情願或不情願，讓自己的小孩朝向那所謂現代、都會、文明的世界走去，即令必須背離自己的家園，似乎已是不可免也無從選擇的某些親子宿命。

所謂現代、都會、文明的世界，彷彿已是人類唯一的救贖所在了。

人們對災難的遺忘速度令人震驚

謝英俊的特殊處，恰恰在於他逆反著這方向，一人往著所謂的落後、鄉下、不文明的去處走著，譬如日月潭邵族部落，或是楊柳村羌族部落，並相信此方向也可有終點歸處。但是，這樣以正義與愛為出發的作為，並不如想像來得容易，謝英俊入川一年下來，艱苦、挑戰與辛酸兼有，絕對不是外表所見的光彩如意。

此外，人們對災難的行經與遺忘速度，也令人震驚！在繁華安逸的成都日常生活裡，幾乎感覺不到一年前人人惶然的痕跡了；原本風景重鎮的都江堰，遊人大幅滑落，許多待拆除的危樓，仍然存留原處不動，還能辨識些許震災跡痕；其他地方，尤其入到少數部落所在的山區，只有村落重建四處進行，其餘則見不到什麼災難苦痛的遺痕了。

這不免讓我想起許多歷史中，或由人起、或由天釀的災禍，至終都似乎只能被不著痕跡的遺忘。難道，這就是人類得以繼續邁步存活的因由？

楊柳村那夜，白大哥一口柴爐，燒出三滿桌菜肴，款待我們一行人與謝英俊的工作隊，眾人大口喝他釀的青稞酒，酒酣耳熱，白大哥與女兒分別以羌語引吭高歌，滿座皆酩酊。當夜我極醉，半夜醒來出屋小便，望著銀光滿照的巍巍高山，覺得這一切都極度的超現實，並且真實與虛幻難分難明。

是的，謝英俊入汶川災區一年，我終於親自到現場，但並沒有因而興奮或喜悅，反而益發沉重起來。我還記得地震剛過，大陸媒體與專業界多麼急切的尋找謝英俊，期盼他可以以邵族家屋重建的經驗，入到同屬山區與少數族裔的災區，積極介入亟待重整無數家園的景況。

某種現實使謝英俊的行旅受阻難行

我更記得謝英俊當時矢志投身的神色，那種幾乎暗示可以餘生皆為此的莊重態度，讓我切切難忘。一年後我來看他與楊柳村，忽然感覺到某種落寞與孤寂的繚繞。是什麼奇怪我不能明的現實，讓謝英俊的行旅忽然受阻難行？他雖然略略作著說明，我也只能片段地窺視理解，聽來大抵是人的問題，譬如缺乏上層支持、學界有人爭功亂事、部分災戶則在完工後拖延不付款等等。

謝英俊在四川災區的家屋重建，大約有五、六百戶在進行，有些是義務參與協助規畫，譬如楊柳村的羌族部落，有些則是直接承接災戶的委託，由受災戶以補助款與配合自籌款，重建新的家屋。但或者整個事情的複雜度，遠遠超過他的想像，使他投身的志向與路徑，雙雙受損。

最後那晚在成都「小酒館」對談時，我戲稱謝英俊是「唐三藏」，讓人以為吃他一口肉可以長生不老，才招來這麼多的是是非非。他不改樂觀堅強的本性，說笑回我：「吃我的肉絕對不長壽，保證還要短命的。」其他人也起鬨給他打氣，說：「找人去打斷那些找麻煩傢伙的腿骨，看以後還敢作怪嗎？」謝英俊就只哈哈大笑。

行者只需信念，無處不可去

沉靜下來時，謝英俊說他最牽掛的，還是楊柳村的羌族部落，他說那已經完成的結構體，只能算一半，另外的一半才正要開始。我問他是什麼，他說是建築以外，關於人與社會及文化的部分，並且等把其他事情理個段落後，就全心一志住回楊柳村，和仍一石一土蓋著自己家屋的羌族居民，一起思考如何把更重要、卻也不可見的事情，譬如信仰、文化等等，一一安置入這個新家園。

謝英俊這番話安了我的心，甚至讓我覺得他先前失去的其他許多蓋屋機會，不僅是無所謂，甚至也算是好事情了呢！我想若他能好好的把這五十來戶的羌族部落，依照村民與自己的願望蓋起來，讓我們看到一種住居的可能，以及其中仍蘊藏著、對理念與價值的堅持，那可能比匆匆促促蓋起來千百棟房子都重要吧！

夜半時，我們微醺離開小酒館。隔日我回台北，立在街角時，看謝英俊攔車矯健躍入內，梳馬尾的身影一閃即逝。我想著：好一個勇敢的行者啊！並想著：從來，行者只需信念，無處不可去。

因，行者本無疆。

【2009/08/28 聯合報】

轉貼來源:
http://udn.com/NEWS/READING/X5/5103432.shtml

偶然與巧合 Hasards ou Coïncidences

片名： 偶然與巧合
原文： Hasards ou Coïncidences
導演： 克勞德．勒路許 (Claude Lelouch)
編劇： Claude Bolling、Christian Gaubert
音樂： Francis Lai、Claude Bolling
演員： Véronique Moreau 、Alessandra Martines 、Pierre Arditi 、Marc Hollogne
出品： 1998年






「偶然與巧合，一切所謂的幸與不幸，皆為看待事物的方式，若是相信上帝，所有的偶然都非巧合；若是不相信上帝，所有的巧合都是偶然。」

「生活是齣通俗劇，知識份子一無是處。」

克勞德．勒路許(Claude Lelouch) 思索著這樣一個問題，人生總是在愛的甜美與殘酷中輾轉，讓我們不禁問天：此時此刻上帝在哪裡？上帝是否存在？ 他將他的思考和答案拍攝成這部1998年的電影『偶然與巧合』(Hasards ou Coïncidences)，而電影最終的細膩呈現甚至他自己都感到驚訝。

「這是一個完美的法國典型故事，衍生自現代版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重現所有音樂劇中無法呈現的畫面，以文學名著匯集經典鏡頭，十分別出心裁。」「這就是電影美妙之處，是一種型式，在故事與演出之間。」

「危險存在於所有的愛裡，愛會轉化成恨、拒絕和挫敗，愛就是得承擔這些。」

克勞德．勒路許(Claude Lelouch)和溫德斯(Wim Wenders)的電影作品，都透露著一種溫柔敦厚對人的關懷，對痛楚的理解和撫慰。雖說這部電影的型式得自法國現代音樂劇『羅密歐與茱麗葉』(Roméo et Juliette)的啟發，但卻讓人更多聯想起克勞德．勒路許1966年的經典作品『男歡女愛』(Un Homme et Une Femme)，兩部電影的主題與敘事遙相呼應。

許多美麗的元素一再重複出現在他的每一部電影中，瑰麗飽滿的色彩、彩色與黑白影像的交錯、層次豐富的音樂、蘇菲教派神秘莊嚴的迴旋舞。他邀請我們注視生命中的美好，即便痛苦依然存在。

2010年靜靜地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