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具有 humanity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humanity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2012年2月8日 星期三

Risking it all - The river traders of Brazil

Source:
Al Jazeera

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2011/05/201153142852595854.html



There is a unique commerce system at work along the narrowest stretch of the Tajaparu River in Amazonia, northern Brazil.

This is where the boats pass close to the shore and it is the best place for the small canoes selling sweets and jams to do their business.

The children who operate the canoes weave in and out among the boats, shouting directions and warnings to one another as the propellers of ferries churn just below them. They then climb aboard in a bid to sell their wares to the ferry passengers.

The best-selling item is the ingas, a jungle fruit that is only found around this stretch of the river and which is much in demand among the ferry passengers. But it is a dangerous harvest. The ingas is only found at the top of some trees, often more than 30 metres above ground. Four ingas sell for one real, barely $0.25.

Santos, the captain of the Bom Jesus, is worried about just how young some of the children who climb aboard his ferry are.

"I keep a list of all the children's names. There seems to be more of them lately," Santos explains. "There are so many now, especially little ones, less than six years old, on their own."

About a dozen canoes attach themselves to the Bom Jesus as it approaches the shore, but the captain must maintain his speed as he has a schedule to keep to.

Brazilian law holds a river captain responsible in the case of accidents.

"I let the authorities know about them, because it's dangerous what they do, especially at night," he says. "I tell them not to do it at night. By day, it's okay."

'Sometimes we eat, sometimes we don't'

Fourteen-year-old Jesse is among those who risk death just to make a few pennies.

The little money Jesse brings home is a small contribution to his family's income. His family of 12 adults and 16 children live in a house on stilts over the water. Theirs is a life that revolves entirely around the river.

Jesse's mother, Benedicta, wakes him up each morning to work the river boats.

"My husband's too old to work now," Benedicta explains. "Sometimes we get up in the morning and there's nothing to eat for the whole day.

"We hope there'll be something for the next day. That's the way it is here; sometimes we eat, and sometimes we don't."

In the Amazonian basin, the rivers are the main arteries for virtually everything. The waterways are a constant ebb and flow of people and trade, with barges forming th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 bus, train and tram all rolled into one.

The passenger ferries - 1,500 tonnes of iron and steel travelling at 30km an hour - are the hardest ships to board. But Jesse knows the safest place to board is in the bow, far from the dangerous eddies at the stern.

The trickiest are the merchant ships and barges, whose crews are much less accommodating and do not tolerate the children climbing on board.

But the crews have good reason to be cautious. In recent months incidents of piracy have increased on the river. Bandits, who hold the merchant boats at gunpoint during the night, use the same type of canoes as the children.

The river traders of Brazil follows Jesse, but his is a story that ends in tragedy. The youngster turns to piracy and is shot dead by the captain of a river barge during an attempted robbery.

But, as this film shows, life and trade on the river goes on. And for the children of this area, there is little alternative.

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維護創作自由 瑞士博物館捨知名品牌贊助

轉貼來源: 中央社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34020&id=5&id2=2

瑞士洛桑艾里賽(Elysee)攝影博物館為堅持創作自由的原則,於26日決定取消與知名服飾品牌Lacoste合作成立的攝影獎,因為贊助廠商執意排除1名入圍的巴勒斯坦攝影師。

艾里賽博物館館長史都則(Sam Stourdze)為法國人,2010年上任後,促成與以鱷魚為品牌形象的Lacoste合作,聯名設立攝影獎,總獎金2萬5,000歐元(約3萬2,600美元),用意在發掘並鼓勵新秀。

在11月入圍的攝影師名單中,在耶路撒冷出生的巴勒斯坦人珊蘇兒(Larissa Sansour)以「國家資產(Nation Estate)」為題,拍攝系列圖片,描繪巴勒斯坦國家的誕生。

珊蘇兒在個人部落格指出,這項創作計畫是1組科幻系列照片,以敘事方式描繪巴勒斯坦經歷和平談判,自廢墟中建國;巴勒斯坦人在1棟摩天大樓裡建國,不同城市之間的檢哨站在此由電梯取代。

藝術評論雜誌12月報導攝影獎入圍作品時,不見珊蘇兒的名字。媒體報導,Lacoste公司向艾里賽博物館施壓,表明不願支持這類「太明顯支持巴勒斯坦」的作品。

珊蘇兒在部落格指出,作品遭到Lacoste審查,所以被剔除出入圍名單;Lacoste則表示,完全是因為珊蘇兒的作品不符合今年徵件題目「生命喜悅」。Lacoste並強調,所有決定是與艾里賽博物館一起做成的。

但在爭議擴大後,Lacoste和艾里賽博物館上週陸續發表聲明,宣布取消攝影獎。博物館指明原因在於贊助廠商執意排除珊蘇兒。博物館同時表達支持藝術家,肯定珊蘇兒的藝術創作品質及參與。

2011年8月28日 星期日

國際特赦組織年度報告(2011) - 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佔領區

轉貼來源: 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Palestine Information Website
http://palinfo.habago.org/archives/2011/06/13/12.35.04/index.php?page=1

楊舜斌 譯;李鑑慧 校訂
Date: 2011.06.13

原文出處:國際特赦組織2011年度報告
事件發生期間:2010年1月至12月
國家元首:Shimon Peres
行政首長:Binyamin Netanyahu(3月接替Ehud Olmert)
死刑:一般犯罪免除
人口數:730萬人(以色列);440萬人(巴勒斯坦佔領區,OPT)
平均壽命:80.3歲(以色列);72.9歲(巴勒斯坦佔領區,OPT)
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每千名兒童,男6女5(以色列);男23女18(巴勒斯坦佔領區,OPT)

2009年1月,以色列軍隊與巴勒斯坦武裝團體的停火協議普遍獲得認同。但以色列軍隊持續地在佔領區嚴厲監控巴勒斯坦人的行動自由,包括封鎖迦薩走廊地區,讓當地的150萬人民的生活日益艱困並且形同被監禁。數百名巴勒斯坦重病患申請前往迦薩境外接受特殊醫療照護,卻遭到以色列當局拒絕或延遲,許多病患因此而死亡。大部分的迦薩居民皆仰賴國際援助才得以生存,然而以色列的軍事封鎖卻嚴重阻擾各界的國際援助。5月,以色列軍隊在國際海域上,攻擊一艘試圖進入迦薩封鎖圈的國際援助船隻,並且殺害了9人。

在約旦河西岸,由於以色列所設置的數百個檢查哨、關隘,並且持續地在西岸內築起長達700公里的隔離牆,導致巴勒斯坦人的行動自由嚴重受到限制。巴勒斯坦人的住家、蓄水池、建築物遭受以色列政府破壞的數目有顯著的增加,數以千計的居民生活都受到影響。以色列政府並且摧毀位於以色列南部的貝都因人村落。以色列藉由非法佔領巴人土地來擴張其屯墾區,部分土地直到去年9月26號才重新獲得使用。

以色列依然沒有對於該國軍隊在「鑄鉛行動」襲擊中,涉嫌多起戰爭罪和其他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進行適當地調查。從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在以色列軍隊「鑄鉛行動」22天的襲擊侵略中,造成約1400名巴勒斯坦人喪生,其中有超過300名是孩童。以色列士兵與移墾者,針對巴勒斯坦人及其財產所犯下的嚴重侵犯,包括非法殺人和襲擊,但以色列政府通常都不追究他們的罪行。

以色列軍隊在巴勒斯坦佔領區(OPT)殺害了包括八個孩子在內的33名巴勒斯坦平民。數百名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軍隊逮捕和拘留,至少有264名巴勒斯坦人以行政拘留之名在未經起訴或審判之狀況下被監禁,有些人甚至被關了兩年多。而關於刑求與虐待的報導也很多,但是調查動作卻很少見。大約有6000名巴勒斯坦人目前仍被關在以色列監獄裡,許多人後來都遭受不公平的軍事審判。在以色列因良心問題而拒服兵役者則持續地遭到收押。

背景

以色列和黎巴嫩邊境地區之關係仍然持續緊張。8月3日,在兩國軍隊的一場交火中,造成至少3名士兵以及1名黎巴嫩記者的死亡。

儘管以色列軍隊與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們大致都能遵守停火協議時,但是後者偶爾仍會向以色列南方隨意地發射火箭砲與迫擊砲(請參閱巴勒斯坦篇),雖然在程度上已經較去年減少,以色列軍隊因此襲擊並且殺害他們認為應為此負責的巴勒斯坦人。8月31日,四名以色列屯墾者在西岸遭到槍殺,於2006年贏得巴勒斯坦大選並且掌管迦薩地區之哈瑪斯的羽翼戰鬥團體Izz al-Din al-Qassam brigades宣稱該攻擊事件為其所為。

9月,美國召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當局(但不包含哈瑪斯)進行談判會議。然而談判很快就中斷了,因為以色列為期10個月於西岸興建屯墾區的局部禁令,在9月26日宣布解除,這使得巴勒斯坦當局退出會談。這項屯墾區的停建禁令並不包含東耶路薩冷及其周邊,此外在西岸為了「安全需要」的建築以及各種公共建設亦同樣有增無減。

封鎖迦薩與人道危機

從2007年6月以來,以色列持續封鎖迦薩走廊,造成當地經濟蕭條,而人民則幾乎是赤貧的狀態。在健康與衛生條件持續惡化、貧窮與營養缺乏的狀態下,有80%的迦薩人被迫依賴國際人道救援,而人道救援過程中卻總是遭到軍事封鎖的阻擾。嚴重的物資短缺狀況造成高物價,這也導致大部分由聯合國提供的診所與學校的重建計畫必須延後,如此一來,原本有資格可在9月份進入聯合國學校就學的4萬民巴勒斯坦孩童將無法如願。

幾乎所有的迦薩人形同被囚困在一個孤立的土地上,在這裡面有許多需要前往它處就醫的重症病患,以及需要到外地求學與工作的學生和勞工,只有極少數人能獲得允許離開迦薩。

5月,以色列軍隊強行攔截試圖進入封鎖圈的國際援助船隻,一共有9個人遭到殺害並且有超過50人受傷,其中幾位傷勢嚴重,另外幾位以色列士兵也受了傷。針對該起攻擊事件,包含兩個由聯合國所執行之幾個調查單位展開調查。9月份,根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所公布的調查指出,「由於以色列軍隊廣泛並且隨意地使用致命性武器,造成不必要的大量死亡或嚴重受傷」。一個由以色列政府所指派的調查委員會則缺乏超然性和透明度。

隨著國際社會對於攻擊事件的批評聲浪之增高,以色列政府宣布將部分鬆緩封鎖,然而這樣的舉動依然不足,無法顯著改善迦薩當地之狀況。直到12月8日,以色列持續地禁止迦薩的各種貨物出口;而直到年底,以色列宣布鬆綁出口限制的支票,也遲遲沒有兌現。國際特赦組織認為,封鎖措施已經構成一種集體懲罰,並且違反國際人權法,並且也不斷地呼籲以色列應盡快解除封鎖。

在西岸對人民的各種限制
 數以百計的以色列軍事檢查哨和關隘限制了巴勒斯坦人在西岸的活動,他們阻礙或阻止巴勒斯坦人進入工作場所、教育單位、衛生組織以及使用其它公共服務。

2010年底,一個長達七百公里長的隔離牆已經完成將近60%,而整個路線卻有85%是建築在巴勒斯坦的西岸土地之內。該隔離牆造成數千名巴勒斯坦人與他們的農田和水源分隔開來,想要進入東耶路撒冷的西岸巴勒斯坦人,要獲得入境許可證,只能向隔離牆所設置的16個檢查哨中的其中3個檢查哨申請。這對於嘗試要到達東耶路薩冷的六間專門醫院之病患與醫務人員特別造成影響並導致嚴重後果。

以色列持續拒絕巴勒斯坦人前往他們位於以色列屯墾區附近的大片農田,而這些屯墾區的建立與維持都是違反國際法的。以色列人屯墾於約旦河西岸,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人口已超過50萬人。巴勒斯坦人也被禁止或有限制地使用約300公里長、專為以色列移墾者所建設之公路。雖然2010年在以色列移除了一些路障,以及改善巴勒斯坦交通網路後,往來巴勒斯坦大部分城鎮的旅途時間,有了些許改善,特別是北方,但是旅程依然是緩慢而艱辛的。

居住權-強制驅逐
 居住在西岸,包括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在興建房屋時面臨嚴格限制,也因此居住權受到嚴重侵犯。以色列在西岸,包括東耶路撒冷,進行強制驅逐,其理由是那些房屋並沒有獲得建築許可,然而巴勒斯坦人想要從以色列當局獲得許可證幾乎是不可能的。拆遷團隊在安全人員的陪同下,一般在無事前通知的狀況下抵達,並且幾乎不給家屬機會取出他們的財產。因為以色列的軍法適用於西岸的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地區,因此以色列並不需要對迫遷的家庭重新安置或給予補償。而在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儘管受以色列民事當局管理,實際上也沒有受到更好之待遇。2010年,以色列當局在東耶路撒冷和西岸拆毀了431處建築,比2009年的數量高出59%。

至少有594名巴勒斯坦人,其中一半是兒童,在他們的家園遭到以色列當局拆毀後因而流離失所。另外有超過一萬四千名巴勒斯坦人因為蓄水設備、水井和相關建設被摧毀而生計受到影響。

* 位於西岸 Khirbet Tana 村莊的房屋跟建築,遭到以色列軍隊兩次摧毀,該村莊位於約旦谷地西邊一個被宣告為「封閉軍事區」之內。1月10日,他們搗毀了100個居民所居住的房屋、鄉村學校以及12座牲畜圍欄。還有在12月8日,他們摧毀了10戶人家、17個動物遮蔽所以及一所重建的學校。在更之前的2005年,該村莊就已經被摧毀過一次,村民自從1970年代開始都得不到以色列當局的建築許可證,然而位在附近的 Mekhora 和 Itamar 的以色列屯墾區卻早已經建設完成。

至於位在以色列南部境內,居住於Negev(或 Naqab)區域的貝都因人,其房舍被搗毀的數目有顯著的增加。居住在數十個村莊中的數以萬計的貝都因人雖然是以色列公民,但是卻不為以色列當局所正式認可。這些村莊缺乏基礎建設,而居民們也活在房屋隨時會被拆除與被逐出家園的陰影下。

* 在「未被承認」的 Negev 地區的 al-’Araqib村,大約有250名貝都因居民,他們在7月27日至12月23日間,遭到以色列土地管理局和武裝警察共8次的摧毀。每次遭遇摧毀過後,村民就重建臨時避難所。

武力使用過當

以色列安全部隊以過度地武力對付巴勒斯坦平民,包括在西岸和迦薩地帶的非暴力示威者,以及以色列在迦薩或沿海水域所劃定的「禁區」中的農民、漁民和其他勞工。根據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所指出,2010年期間,在佔領區裡有33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包括8名兒童,被以色列軍隊殺害。以色列軍隊為了維持在迦薩北部、東部邊界內約1500米寬的「禁區」以及海上禁令,殺害了15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包括4名兒童,並使100多人受傷。

* 3月20日在約旦河西岸 Iraq Burin 村莊一場示威活動中,因遭受以色列軍隊實彈射擊,兩名巴勒斯坦少年死亡。Muhammed Qadus被子彈擊中胸部,Usaid Qadus被子彈擊中頭部。四月份,根據以色列軍警調查,兩名以色列高級官員在死亡事件後遭到申斥。

* 9月,三名巴勒斯坦牧羊人—91歲的Ibrahim Abu Said、他16歲的孫子Hosam Abu Sa’id,和17歲的Isma’il Abu ‘Oda—在迦薩Beit Hanoun附近的「禁區」放牧時,被以色列的坦克砲彈炸死。以色列當局後來承認,這三名受害者是平民,而不是他們最初所認定的「恐怖分子」,並宣布將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但直到2010年底前並沒有任何結果。

法外免責

以色列士兵、保安部隊成員和屯墾者依舊享有對巴勒斯坦人人道犯行的法外免責,包括非法殺害。屯墾者的暴力行為包括射擊巴勒斯坦人和破壞巴勒斯坦人的財產。僅有少數案例的肇事者被繩之以法。

2010年10月,根據以色列人權組織 B'Tselem 一份針對有罪不罰之情形所做的詳細報告所公布,以色列軍方在2006-2009年殺害了1,510名巴勒斯坦人,這數字並不包含那些在「鑄鉛行動」中遭到殺害的人數。其中有617名亡者,包括104名18歲以下的兒童,並無從事任何具敵意之行動卻仍遭到殺害。B'Tselem呼籲,針對大部分在迦薩走廊發生的148起犯罪,並造成288人死亡的事件進行調查。然而最終只有22起事件受到調查,而且大部分是發生在西岸地區之案件。B'Tselem報告說,事實上只有四次調查是在案發一個月內就展開調查。在兩個調查結案後,並沒有起訴任何涉案的士兵。

鑄鉛行動

雖然以色列軍方正在調查與此行動相關之事件,但是以色列當局仍然沒有依照國際標準超然地針對以色列軍隊在「鑄鉛行動」中所涉嫌的戰爭罪和其他嚴重違反國際法的罪刑展開調查。關於2009年這次衝突,由聯合國所授權的實地調查團發現(戈德史東報告;Goldstone report),以色列軍隊和巴勒斯坦武裝團體都犯下戰爭罪行,和可能違反人道的罪行。

到2010年底,只有三名參與「鑄鉛行動」的以色列士兵被定罪,其中兩名被認定犯有「非授權行為」,命令一名19歲的巴勒斯坦男孩Majed R.充當「人肉盾牌」去打開一個可能是誘敵裝置的袋子。11月,他們被降職並且暫緩三個月的徒刑。

由於雙方皆沒有進行充分調查,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希望透過國際仲裁機制來調查此次行動。

由於「鑄鉛行動」造成聯合國建築物受損,以色列在一月份支付聯合國一千零五十萬美元做為賠償。然而,遭到攻擊的受害者,卻沒有得到任何的補償。聯合國表示,這項賠款解決了「鑄鉛行動」所造成的財務損失。但是戈德史東報告中明確建議聯合國在尋求賠償時,除了針對在攻擊事件中於聯合國建築物裡喪生的聯合國人員和平民,也應該要為其他在「鑄鉛行動」中遭到攻擊的平民受害者求償。

司法系統

未經審訊的拘留
以色列持續施行一套「行政拘留」辦法,在未經起訴或審判下,長時間地強制拘留巴勒斯坦人。在2010年至少有264名巴勒斯坦人遭行政拘留,有些人已經被關超過兩年了。

* Moatasem Nazzal,一名16歲來自Ramallah附近Qalandiya難民營的學生,3月20日在沒有任何說明下於自家被逮捕。他被審問時遭到鐐銬。他連續收到三次行政拘留令,這使他待在監獄直到2010年12月26日。

監禁情況—親屬探訪遭拒
約680位巴勒斯坦囚犯的親屬持續被拒絕前往探訪獄中家屬。有些人已經連續三年無法探視家屬,因為以色列對迦薩實施封鎖,禁止迦薩人前往位於以色列境內的監獄。

不公的審判

受制於以色列的軍法制度,佔領區內的巴勒斯坦人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仍然遭到嚴重侵犯。他們通常在沒有律師陪同下遭到審訊,並且儘管他們是平民,他們的案子仍是由軍事法庭而非一般法庭審理。

刑求及其他虐待

對於包含兒童在內的刑求及其他虐待的持續指控,常見於許多報導。其中最常被提及的方法包括了毆打、威脅被拘留者或他們的家庭、剝奪睡眠及長時間使其維持在受壓迫的姿勢。據稱,被指控乃是在脅迫下所取得的自白在以色列的軍事和民事法庭裡依然被視為證據。

* A.M,一名15歲、來自Hebron附近的Beit Ummar村莊的巴勒斯坦人,5月26日遭到逮捕,被關在Gush Etzion的拘留中心,在六天的審訊中據稱遭到刑求,而他在「承認」扔石頭後被釋放。他說:「安全官員在他的生殖器上繫上一條電線,並威脅他將遭到電擊」。八月份,兩個非政府組織,一個來自巴勒斯坦,另外一個來自以色列對於該青年所指控的刑求,向以色列警方和軍隊提出控訴。在警方方面,此案以「證據不足」為由結案,軍方則是到2010年年底仍在調查這起控訴。

言論和集會自由

以非暴力方式抗議以色列興建隔離牆而遭到逮捕、審判和監禁的人數明顯地增加。通常有關當局憑藉軍事命令第101條(Military Order 101)—「禁止10人以上的集會,若其行為具有政治目的或者可被解釋為具有政治性的」,除非抗議活動事先獲得以色列軍事指揮官的許可。

* 十月,以色列軍事法庭判處Abdallah Abu Rahma一年監禁。他是一名老師,同時也是西岸Bil'in村反抗隔離牆人民委員會(Popular Committee Against the Wall in the West Bank)的領導者,他被認定犯有「組織和參與非法示威罪」和「煽動罪」。在「投擲石塊」和「擁有武器」之指控上,他則被判定無罪。他是一名良心犯。

* 2010年5月,前核子技術員Mordechai Vanunu被送回監獄三個月,罪名是接觸了外國公民。幾乎是即刻地,他被單獨監禁。他是一個良心犯。他因為揭露以色列的核武能力給一家英國報紙而曾遭到18年的監禁。自從他在2004年獲釋後,仍因受制於軍事命令而持續受警方監督;此一軍事命令每半年會重新更新一次。除此之外,該命令禁止他與外國人交涉或出國。2010年10月,以色列最高法院駁回了取消這些禁令的請願書。

良心犯—以色列的良心反對者

至少有12名良心犯因拒絕服兵役而遭到監禁。

* Shir Regev來自以色列北部Tuval村莊,因拒絕服兵役被監禁過三次,共64天,因為他反對以色列軍事佔領

2011年8月27日 星期六

國際特赦組織年度報告(2011) - 巴勒斯坦當局

轉貼來源: 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Palestine Information Website
http://palinfo.habago.org/archives/2011/06/13/12.17.24/

湯智巽 譯;Liz Lai校訂
Date: 2011.06.13

原文出處:國際特赦組織2011年度報告
事件發生期間:2010年1月至12月
巴勒斯坦當局元首: Mahmoud Abbas
自治政府首相: Salam Fayyad
死刑存廢: 保留
人口數: 440萬人
平均壽命: 73.9歲
五歲以下幼兒死亡率: 每千名兒童,男23女18
成人識字率: 94.1%

當迦薩執政的哈瑪斯肆意拘禁與法塔聯繫的人民時,西岸由法塔掌控的巴勒斯坦當局,也同樣任由安全部隊拘禁與哈瑪斯通聯的人民。在雙方的拘禁行動中,人們被施以酷刑及慘無人道的虐待,而施行者卻可獲得法外免責。雙方都對人民的言論與結社的自由進行箝制。在迦薩,至少有11人被判死刑,5人的判決被執行,這是自2005年以來首度執行的死刑。在迦薩走廊,150萬居民的人道危機隨著以軍在佔領區的封鎖與國際間對執政的哈瑪斯所實施的制裁而不斷惡化。

背景

約旦河西岸、東耶路薩冷與迦薩走廊皆處於以色列的佔領之下,但有兩個獨立的非國家巴勒斯坦當局各自以其有限的權力運作著。西岸是臨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由法塔掌管,總理為Salam Fayyad,迦薩則由前巴勒斯坦當局總理Isma’il Haniyeh所領導的哈瑪斯執政。雙方關係至今依然緊張。

自2009年一月起,附屬於哈瑪斯的武裝團體,大致上和以色列維持著非正式的停火協議。但其他的巴人武裝團體仍零星地對以色列南部以無特定射擊目標的方式發射火箭及迫擊砲。

巴勒斯坦當局仍是國際承認的巴人代表機構,9月時並參與了一系列由美國所發起的新的雙邊會談,目的在與以色列就屯墾區的問題做政治協商。但此次會談終於破局,因為除了東耶路撒冷之外,以色列拒絕延長在西岸屯墾區的停建計畫。所有的協商,哈瑪斯均被排除在外。

以色列持續控制著迦薩的邊界與空域,並擴大管制西岸的出入境。以色列對迦薩的軍事封鎖嚴重地影響當地居民的生計,使當地的人道危機更加惡化,其中約80%的迦薩人民需仰賴國際人道救援組織提供的物資度日。迦薩人民的出入境均受到嚴格控管與限制,即使是重症患者也無法順利出境尋求迦薩境內無法獲得的專業醫療。持續而廣泛的進口限制,除了以方在6月及12月實施的「寬鬆政策」外,已為糧食安全、健康及當地建設帶來嚴重的衝擊。對迦薩人民的封鎖行動構成了集體懲罰,此舉違反了國際人道法。迦薩通往埃及的地下道是人民走私民生用品的管道,因以軍對該地進行的空襲、地道本身的崩壞及其他事故,導致46人死亡及89人受傷。

有數個拉丁美洲國家正式承認巴勒斯坦以其1967年的邊界為一獨立國家。

哈瑪斯軍隊與其他巴人武裝團體在「鑄鉛行動」時遭指稱犯下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但哈瑪斯當局並無致力調查;該行動是以色列所發動、為期22天的軍事攻擊,結束於2009年1月18日。

2009年9月,聯合國真相調查團的報告建議給予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有關當局6個月的時間,用來調查並起訴這場衝突中的戰爭罪犯。哈瑪斯執政當局在2月提交聯合國的報告中,否認巴人武裝團體以平民為目標進行攻擊。7月,由哈瑪斯所指派的調查委員會在另一份報告中指出:並無「可靠的證據」能起訴那些被指稱蓄意攻擊以色列平民的人。

哈瑪斯仍一再拒絕被俘虜的以色列士兵Gilad Shalit與「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ICRC)接觸,也拒絕其家人探視。該名士兵在2006年6月被俘。

任意逮捕與拘禁

在西岸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隊任意逮捕及監禁疑似支持哈瑪斯的人民,而迦薩的哈瑪斯安全部隊也以同樣方式對待疑似支持法塔者。雙方的執政當局都放任其安全部隊濫權,包括非法逮捕、拘禁、刑求與虐待犯法的人民,且給予上述行為法外免責權。「獨立人權委員會」(ICHR) 的報告指出,他們於西岸地區收到了超過1400件任意逮捕的投訴案件,迦薩地區有300件以上。

刑求與其他虐待情事

據傳安全部隊與警察對被拘禁者有刑求與虐待的情事,犯行主要來自於西岸巴勒斯坦當局的「預防性安全部隊」(Preventive Security force) 與「情報總局」,以及迦薩的「內部安全機構」(Internal Security)。「獨立人權委員會」(ICHR) 指出,其在西岸受理遭到巴勒斯坦當局刑求或虐待的投訴案件超過150件,在迦薩,受害於哈瑪斯的則超過200件案例。以下是2009年案例的最新報告。

在西岸與迦薩,犯下刑求與虐待情事者皆享有法律免責權。在一極罕見的獲起訴案件中,有5名「情報總局」成員在2010年被控涉及2009年Haitham Amr在羈押中死亡的案件,但軍事法庭判他們無罪。

* Mohammed Baraka Abdel-Aziz Abu-Moailek在迦薩被「內部安全機構」(Internal Security)的人員刑求,他在2009年4月以疑似以「通敵(以色列)」為名遭到逮捕,隨後遭斷絕對外通聯長達50天。他表示曾遭到電擊刑求、打腳底板、香菸燙傷及受到死亡威脅以迫其認罪。直到2010年底,他仍被拘禁與審問。

* 一位機械工Ahmed Salheb於9月遭到巴勒斯坦安全人員逮捕,隨後遭到刑求。安全人員稱其涉嫌勾結哈瑪斯。他說他在一個極度痛苦不適的姿勢下被長時間緊緊捆綁,這使得再先前受到安全人員酷刑所造成的背傷嚴重惡化。10月,他被無罪釋放。
在迦薩,一人在拘禁中遭警察毆打致死。

* 1月1日,迦薩的Nazira Jaddou’a al-Sweirki遭警察重擊背部與接續的毆打後隨即死亡。她的三個成年的兒子都遭毆打,其中兩個更以涉嫌支持法塔遭拘禁。

司法體系

在西岸,保安機構並未遵守法庭命令釋放被拘禁者。巴勒斯坦當局持續禁止前司法人員及警察到迦薩為哈瑪斯工作,而迦薩的哈瑪斯當局則繼續自行任用缺乏適當訓練、資格不符且不具司法獨立精神的檢察官及法官。

死刑

在迦薩,至少11人被「軍事及犯罪法庭」宣判死刑,其中5人在死刑執行前並沒有經過符合國際公平標準的審判,當中2人在4月間因以「通敵(以色列)」入罪,3人於5月間被判謀殺定讞。

言論及結社自由

西岸的巴勒斯坦當局與迦薩的哈瑪斯當局都持續嚴密地箝制言論自由,並且騷擾記者、部落客及評論家,甚至起訴他們。

* 10月31日,一位部落客Walid al-Husayin在西岸的Qalqilya遭「情報總局」拘禁。他在部落格裡張貼的文章被懷疑倡導無神論及批評伊斯蘭和其他宗教;直到年底,仍未獲得釋放。

* 2月,一名英籍記者Paul Martin在設法幫助一名遭指控「通敵(以色列)」的人民之後被逮捕。最初他被控為以色列的間諜,但在拘禁25日後無罪釋放。

哈瑪斯與巴勒斯坦當局箝制人們的結社自由,兩者都阻撓伊斯蘭團體Hizb ut-Tahrir的聚會,強制驅離和平抗議者,並限制其他政黨與民間組織的活動。

* 8月25號,在Ramallah的一場和平抗議被安全人員強制驅散,當時的訴求為反對巴勒斯坦當局與以色列開啟新的和平對話。在場的許多記者、攝影師、人權觀察者也都受到襲擊。

* 自5月31日起,一個在拉法(Rafah)地區宣導家庭計畫的民間組織,「南方婦女健康協會」(South Society for Women’s Health),據報被哈瑪斯當局強制關閉了3週,之後僅能在其內政部的監督下重新運作。另外兩個在拉法(Rafah)的婦女團體也同時被強制關閉。

*「Sharek青年論壇」(Sharek Youth Forum)是一個由「聯合國發展計畫」(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資助的民間組織,運作於西岸與迦薩走廊。該論壇自11月30日起即被通知暫時關閉,隨之而來的是哈瑪斯當局為期數月的騷擾。直到2010年底,其迦薩地區的辦公室仍被關閉。

武裝團體的暴行

與「法塔」、「伊斯蘭聖戰」(Islamic Jihad) 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有關的武裝團體,在3月18日向以色列南部以無特定射擊目標的方式發射了若干火箭與迫擊砲,造成一位泰國移民工死亡,並危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火箭發射的數量較過去幾年減少很多。以軍亦對這些攻擊者發動反擊。

5月及6月間,一名身分不明的持槍巴人將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UNRWA,UN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的設施燒毀,那是夏日兒童遊戲計畫所使用的設備。

8月31日,就在美國所發起的新的雙邊對話前夕,有四名以色列人在西岸的以色列屯墾區Kiryat Arba附近被殺,包含一名孕婦。隔天,又兩名以色列人在另一個屯墾區Kochav Hashachar附近遭槍擊受傷。哈瑪斯的羽翼戰鬥團體,Izz al-Din al-Qassam旅,聲稱犯下這兩起攻擊事件。

2011年6月4日 星期六

The teenage miners of Bolivia

Source: Al Jazeera
http://english.aljazeera.net/programmes/witness/2011/05/2011531111512141102.html



Jorge Mollinedo and Alex Choque are best friends. They have worked together in the tin mines of Bolivia, hammering out a living from the underground rock.

They are now teenagers and looking for a way out of their desperate poverty and lives blighted by silicosis and ill health caused by mining. Jorge sees the military as a way to change his life and his country. But Alex's plight keeps him tied to the mines.

This is the third time that Witness has filmed with these two, the original Child Miners, over several years. Teenage Miners is a poignant look at the lives of two young people fighting the cycle of poverty as they grow up into young men.

Here, filmmaker Rodrigo Vazquez writes about turning the idea of filming two child miners as they grow older into a reality.

Jorge Mollinedo,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award-winning film Child Miners, is now 15 years old and has become an energetic teenager determined to have a better life than his father, who has been a miner all his life and has contracted silicosis, the 'miners' disease' that kills thousands of people every year.

Thanks to the possibilities opened up by Evo Morales' government in the mining areas, "leadership courses" have been set up in Huanuni, Jorge's town. Jorge has begun attending these classes because he says that he would like to become a "leader of the poor" and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need to stop child labour".





The use of this kind of vocabulary by Jorge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when we started filming, six years ago. Back then, he was articulate but did not realise that he was caught in a deadly cycle of poverty, forced labour and sickness that kills miners before they reach 40.

Making the film has been a blessing for all of us. I have learnt from Jorge and Alex what is like to have no idea of future. To be in their shoes for a moment has strengthened my resolve to combat child labour,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through cinema, and has increased a feeling that made me start making this film in the first place - one that makes me relate to the injustices committed in the world as if they were being committed against me. This experience has increased my awareness of the need for social change and the need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extractive industries such as open-pit mining.

Jorge and Alex have, through the simple experience of watching the films we have made together, become aware of their own lives from the outside, have been able to observe themselves and contextualise their plight. Now they know that their situation is not normal, that poverty is not a natural state for human beings, that child labour is wrong and that it could kill them in a short time.

Although Alex has not quite quit working in the mine, Jorge has - in no small part thanks to donations sent by Al Jazeera viewers that have managed to fund the kids' education at crucial times.





Thanks to this process of increasing self-awareness, Jorge has decided to become involved in politics somehow. So every Friday, Jorge gathers groups of child miners to talk about the need to get out of the mines and sings a bit of hip-hop with mine-related lyrics that he has written.

In this film, Jorge is finishing the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and visiting Alex in the mining town. Alex, who is now 12, is not doing so well. Alex's mother forces him to work in the mine and Jorge is trying to make her understand that this could kill Alex. At the same time, Jorge is trying to get Alex to go to school regularly to finally learn how to read and write properly. In addition, Jorge has decided to find work in Bolivia's capital La Paz and wants to be trained to work on television, as his desire is to shed light on social issues such as child labour.

We will continue filming Jorge and Alex next year. Jorge is slowly becoming a responsible adult and is an example of willpower to transcend one's own circumstances. Alex's plight to quit mining is worth following as his life is at stake.

2011年6月3日 星期五

Ten years on, young Afghans still lack basics

source: Al jazeera
http://english.aljazeera.net/indepth/features/2011/05/201151113246797936.html

Earlier this year, Afghan president Hamid Karzai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o curb the recruitment of underage children in the Afghan police force. The agreement comes after the UN placed Afghanistan's National Police on a blacklist of organisations that recruit children. Also included in the agreement is a ban on a 3,000-year-old Central Asian paedophiliac practise known as bacha bazi - the practise highlighted in Khaled Hosseini's controversial novel The Kite Runner - using pre-pubescent boys to "entertain" local elders through dance, and at times, sexual acts.

The Karzai administration lauds the agreement as an example of its commitment to the millions of Afghan children. But youth advocates in the country argue that the problems facing many Afghan youth go far beyond the belated 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nothing of its own," says research analyst at the Centr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n Kabul, Abdulhadi Hairan. "It has only been doing things that it has been tol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 says.

Hairan is one of many international aid workers, young Afghans, journalists, and policy makers, who in a series of interviews, paint a much more grim picture of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over the last 10 years have fallen short of addressing the central issues - poverty, access to education, lack of opportunity, and exploitation - that face 68 per cent of the Afghan population.

Third time's the charm?

Fatima Popal is a Georgetown University graduate student and a restaurateur. In recent years, she has made several trips to Afghanistan and volunteered as a girls' basketball coach in orphanages in the capital, Kabul. Her experiences depict a nation where, despite 1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presence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spent, the largest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 the youth - still lack such basic necessities such as food, water and housing.

Popal says the orphanages she worked in had no housing facilities; the street children - who according to the UN estimates make up between 60,000 to 70,000 of the four million people in Kabul - used the facilities during the day and returned to the streets at night.

She recalls that the orphanages could not provide nutritious meals for the children, noting "bread vendors around the area would give day-old bread to the orphanages," who would then serve it with tea for lunch. Even in a nation where, according to UNICEF, half of all children under 5 suffer from malnutrition, Popal points out that these meagre meals were "not really nutritious".

"We were coaching basketball on gravel and the basketball hoops were not hoops; it was almost as if they were coat hangers made into hoops," says Popal, noting that the girls did not even have sneakers to play in.

Yousef Mohamed, founder of the Aschiana Foundation, which has operated a number of youth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centres in Afghanistan since 1995, says organisations like his are struggling due to a lack of funds. Mohamed believes the financial problem is exacerbated by the government's over-reliance 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to addres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plaguing young Afghans.

Mohamed contrasts this surge of NGOs with the Taliban era when, "we had a lot of activity for women and children because no one wanted to put themselves in danger" by doing such work. Mohamed attributes this fact with having made it "easier then to do the work" of the Aschiana Foundation.

Today, Mohamed says there are more NGOs, thus "it's not easy to find a budget for real programmes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ren, with more people looking for visibility and thinking very short-term - that if we build this building, then we are done."

Mohamed says his organisation's centres receive greater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than from the government. Speaking of the community's role in the success of the Aschiana Foundation, which has mentored more than 50,000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since 1998, Mohamed says, "They see the impact of the programme with their eyes. They see how much it changes the life of the children and needy people."

I haven't seen anything

For 23 year-old Bates College student Mustafa Basij-Rasikh, who spent his entire life in Kabul befor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6, Mohamed's statements about the lack of government presence in the community rings true.

Basij-Rasikh says even in the capital, "You don't really see the presence of the Ministry of Youth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e Ministry of Youth has been so reduced in its role that "the people would not know that this person works for the youth," adds Basij-Rasikh.

The oft-repeated statements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how many girls have returned to school do not impress organisations like Human Rights Watch, who find the figure of three million school-aged girls currently attending school much less encouraging.

Advocacy Director for the Children's Rights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Watch, Jo Becker, also says there has been some progress in terms of access to education for Afghan youth, yet "it hasn't been as good as often portrayed in the media". According to Oxfam, though the six million school-aged children currently enrolled represent a five-fold increase from 2001, that number represents only half of the total school-aged children in the nation.

In response to what the Karzai government is doing to empower the girls, Popal said they often felt they couldn't endure the physical stresses of athletics because they hadn't eaten anything. This is a startling fact from a nation that was historically food self-sufficient.

"I haven't seen anything. I haven't seen any kind of funding that goes into programmes that helps girls in sports," Popal says pointing to the empowering role of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like Skateistan, that have taken the place of the government.

For Popal, the lack of progress made in empowering girls and women in Afghanistan is embodied in a recent USAID decision to re-direct funding of women's initiatives in Afghanistan. In a Washington Post interview, Alexander Thier, director of USAID's office of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ffairs, said, "If you're targeting an issue, you need to target it in a way you can achieve those objectives." Referring to this interview, Popal says the re-direction of funds is simply "because they're not effective, in most of these programs the money is going to projects that cannot manoeuvre or sustain over time."

Ahmad Shuja, a 23 year-old Berea College student and blogger, spent six years in war-torn Afghanistan before becoming one of the 1.78 million Afghan refugees in neighbouring Pakistan, where he lived for 13 years until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As one of the 68 per cent of Afghans under 25, Shuja says his story is indicative of the lengths youth in Afghanistan will go to in search of opportunity. "There are very f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large youth bulge," says Shuja. Using many of his own friends as examples, Shuja says "it speaks volumes about what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within Afghanistan when a teenager risks his life by travelling from Iran to Turkey, boating his way to Greece, smuggling himself into Italy and, ultimately, to France or one of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search of opportunity.

You're Afghan, you're young, you have this potential

To Shuja, his entire generation of Afghan youth who "were simply too young to have fought in the civil wars", are one of the nation's greatest untapped assets. Many of the youth who make up the majority of Afghanistan's population were "uninvolved in the atrocities and killings" that followed the Soviet ouster in 1989. This generational gap from the warlords and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means these young Afghans "can legitimately spearhead a national healing and reconciliation process," says Shuja.

Seeing this potential for youth-led change in Afghanistan, Basij-Rasikh, and 21 year-old Williams College student, Matiullah Amin started the Afghan Youth Initiative in May 2010, a youth empowerment based project.

"It's time to realise the promis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because it's 68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we want this generation to be strong and run its own country without anyone else's help," Amin says.

Basij-Rasikh says what the millions of Afghans under the age of 25 need is someone to tell them "you're Afghan, you're young, you have this potential. Now get up and do something" for your country.

For Basij-Rasikh and Amin, the disempowerment of the youth of Afghanistan is a product of the on-going conflict. Amin says often times "the youth are put in the corner because the older generation says 'you are young, you don't have enough experience. Let us solve the communal problems'." Given this fact, Basij-Rasikh says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hat as two young Afghans who grew up in conflict themselves, that they be the ones to tell other young people of Afghanistan "that people can bring change on a very small scale" regardless of their position in society or their place in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This direct engagement of the youth has lead the Afghan Youth Initiative to address the very practical problem of hygiene, by partnering with the youth of the Western province of Farah to place 35 trash receptacles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Farah City.

Though these young Afghans may have been too young to remember Afghanistan's moves towards democracy in the 1960s and 70s before the Soviet occupation, they are well aware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ir nation.

"They have to be - the daily grind of politics affects the people more directly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an it do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ays Shuja. He uses the bribery that has become a "common practise in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bureaucracy" as an example of the political problems facing the Afghan youth. To Shuja, unlike Western youth where "for example, government services are interrupted only when there is a labour strike," being apolitical is not an option in a nation where the youth are the majority but are routinely silenced by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 youth to become engaged in politics in any systematic way," says Shuja. Amin says much of this interest in politics can also be attributed to the expanding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 nation.

Basij-Rasikh says he was heartened to see a clear sign of increasing youth political engagement when he was in Kabul during the 2010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 was very shocked not to see the old faces with the long beards," says Basij-Rasikh recalling the many images of people closer to his own age running for parliament, which Amin points out wa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2005 Afghan Parliament full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Class, power and advancement

The bacha bazi provisions in the January agreement highlight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affecting young Afghans - exploitation. "Bacha bazi, in many instances, is ingrained in the local power structures," says Shuja. Though the practise dates back centuries and spans several Central Asian nations, Shuja says, bacha bazi, like all things in Afghanistan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has to do with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and advancement.

For Shuja, the exploitative practise is as much about class and power as it is tradition.

"A poor farmer struggling to feed his family won't indulge in such practises; it is the wealthy and the powerful that do," says Shuja.

Though they feel "the class structure dismantl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30 years", Basij-Rasikh and Amin do see the lack of opportunities as a possible factor in the practise.

In a society "where you have young children not going to school and then you have the older 20-plus just sitting around," the youth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fall victim to predatory practises like bacha bazi and child recruitment on either side of the nation's on-going conflict, says Amin.

Despite the many challenges facing Afghan youth today, Popal, who has live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her family fled the Russian occupation, says the youth of Afghanistan embody an enthusiasm for life she has not seen even in Western children who have everything.

These children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but they're some of the happiest children because they are alive and breathing," says Popal of the smiles that she credits with constantly pulling her back to Afghanistan.

"Giving them a hand puts a big smile on their face," Popal says, recalling her experience with a street kid who became her helper in her time as a basketball coach.

"No one liked him around because he was dirty and always wore the same clothes," but Popal employed him "as my little helper" and paid him a dollar a day for chasing basketballs around. It was on her final day with that 8 year-old little boy that Popal realised the importance of showing these Afghan youth even a little attention. "I gave him a hundred dollar bill and he came back to me and said 'I didn't help you for money, I helped you because you were kind to me'," as he returned her hundred dollars to her.

The story of Popal's "little helper" is proof of a 2007 statement by United Nations Afghanistan spokesman Aleem Siddique that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Afghan youth is not "solely related to money" and that the youth need "more than just aid money". This, despite the fact that USAID spent $342 million in Afghan education projects in the period between 2002 and 2007.

When the boy returned her 100 dollars to her, Popal says she was shocked because "this is a little street kid that need[ed] a hundred bucks right now". Yet, reminded that "all these little kids were running around with such enthusiasm", she and her colleagues decided to take a proactive approach to the one of the most troubling and utilitarian issues they faced on a daily basis: "We took our money and bought them 150 pairs of shoes."

2011年5月30日 星期一

David Cameron resigns as patron of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source: guardian
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11/may/29/david-cameron-resigns-patron-jnf


David Cameron has stepped down as a patron of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JNF) in a move pro-Palestinian campaigners claim is a result of pressure but which Downing Street insists is part of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prime minister's charity connections.

The JNF was only one of a number of charities from which Cameron stepped down, said Downing St. His predecessors Gordon Brown and Tony Blair continued to be JNF patrons throughout their tenure.

The JNF was originally set up to buy land in Palestine to establish Jewish settlements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Now it is a global charity which describes itself as the "caretakers of the land and people of Israel", specialising in planting forests. Critics say it expropriated land belonging to Palestinians and has obliterated pre-1948 Arab villages by planting forests and parks. The JNF is involved in the demolition of Bedouin villages in the Negev desert as part of an afforestation plan.

Sofiah Macleod of the UK-based Stop the JNF Campaign said the organisation's lobbying had led Cameron to withdraw.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in public opinion and awareness about Israel's behaviour and there was specific pressure on [Cameron] to step down from the JNF," she said. "We believe he has stepped down as a result of this political pressure. Given the establishment support that the JNF has received, it's not a decision he will have taken lightly."

The Stop the JNF Campaign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the prime minister this month, claiming the JNF had committed war crimes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urging his resignation as patron.

An early day motion tabled in the Commons in March regretted Cameron was a JNF patron and said revoking its charitable status should be considered. However, Downing St insisted Cameron's resignation was part of a wider review.

"Follow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a review was undertaken of all the organisations and charities the prime minister was associated with. As a result of this review, the prime minister stepped down from a number of charities – this included the JNF," it said in a statement.

Traditionally, the leaders of the three main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come patrons of the JNF. However, Cameron's resignation means that none of the current three leaders are JNF patrons.

The Palestine Solidarity Campaign welcomed the decision. "It reflects the fact it is now impossible for any serious party leader to lend public support to racism," campaign director, Sarah Colborne,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JNF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continued dispossession and suffering of Palestinians."

The JNF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In a letter to the Guardian last October, Samuel Hayek, JNF UK chairman, said: "To accuse the JNF of being "actively complicit in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ians' represents a distortion of the truth on the grandest of scales.

"Our environmental and humanitarian work is not based on any political or religious affiliation, but rather on supporting Israel and its population – whatever their background. This was the case before the modern state of Israel was created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ase long into the future."


British PM removes his name from list of Jewish National Fund patrons


source: Haaretz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british-pm-removes-his-name-from-list-of-jewish-national-fund-patrons-1.364641
 
British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has removed his name from a list of patrons of the UK branch of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 and pro-Palestinian activists have taken credit for the move.


Cameron's decision to drop his link with the charity was explained by his office as simply having to do with "time constraints." In an e-mail, Downing Street reiterated the explanation without going into details. "The Prime Minister stepped down from a number of charities - including the JNF," the office wrote.

Downing Street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fact that the Stop the JNF Campaign has actively lobbied for Cameron to withdraw as a patron of the charity. The prime minister became an honorary patron of the JNF five years ago, after he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n its last open letter to Cameron, sent two weeks ago, Stop the JNF characterized the JNF's British Park in Israel as one that was planted "in order to cover over the remains of the Palestinian villages of Ajjur and Zakariyya, destroyed in 1948, and to prevent the original population and their descendants from returning."

Palestine Solidarity Campaign director Sarah Colborne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Cameron's decision "reflects the fact that it is now impossible for any serious party leader to lend their public support to racism." She added: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continued dispossession and suffering of Palestinians."

2011年5月7日 星期六

Noam Chomsky: My Reaction to Osama bin Laden’s Death

source: Guernica Magazine
http://www.guernicamag.com/blog/2652/noam_chomsky_my_reaction_to_os/

We might ask ourselves how we would be reacting if Iraqi commandos landed at George W. Bush’s compound, assassinated him, and dumped his body in the Atlantic.

By Noam Chomsky


It’s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the operation was a planned assassination, multiply violating elementary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re appears to have been no attempt to apprehend the unarmed victim, as presumably could have been done by 80 commandos facing virtually no opposition—except, they claim, from his wife, who lunged towards them. In societies that profess some respect for law, suspects are apprehended and brought to fair trial. I stress “suspects.” In April 2002, the head of the FBI, Robert Mueller, informed the press that after the most intensive investigation in history, the FBI could say no more than that it “believed” that the plot was hatched in Afghanistan, though implemented in the UAE and Germany. What they only believed in April 2002, they obviously didn’t know 8 months earlier, when Washington dismissed tentative offers by the Taliban (how serious, we do not know, because they were instantly dismissed) to extradite bin Laden if they were presented with evidence—which, as we soon learned, Washington didn’t have. Thus Obama was simply lying when he said, in his White House statement, that “we quickly learned that the 9/11 attacks were carried out by al Qaeda.”

Nothing serious has been provided since. There is much talk of bin Laden’s “confession,” but that is rather like my confession that I won the Boston Marathon. He boasted of what he regarded as a great achievement.

There is also much media discussion of Washington’s anger that Pakistan didn’t turn over bin Laden, though surely elements of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were aware of his presence in Abbottabad. Less is said about Pakistani anger that the U.S. invaded their territory to carry out a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Anti-American fervor is already very high in Pakistan, and these events are likely to exacerbate it. The decision to dump the body at sea is already, predictably, provoking both anger and skepticism in much of the Muslim world.

It’s like naming our murder weapons after victims of our crimes: Apache, Tomahawk… It’s as if the Luftwaffe were to call its fighter planes “Jew” and “Gypsy.”

We might ask ourselves how we would be reacting if Iraqi commandos landed at George W. Bush’s compound, assassinated him, and dumped his body in the Atlantic. Uncontroversially, his crimes vastly exceed bin Laden’s, and he is not a “suspect” but uncontroversially the “decider” who gave the orders to commit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 differing only from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quoting the Nuremberg Tribunal) for which Nazi criminals were hanged: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millions of refugees, destruction of much of the country, the bitter sectarian conflict that has now 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 region.

There’s more to say about [Cuban airline bomber Orlando] Bosch, who just died peacefully in Florida, including reference to the “Bush doctrine” that societies that harbor terrorists are as guilty as the terrorists themselves and should be treated accordingly. No one seemed to notice that Bush was calling for invas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U.S. and murder of its criminal president.

Same with the name, Operation Geronimo. The imperial mentality is so profound, throughout western society, that no one can perceive that they are glorifying bin Laden by identifying him with courageous resistance against genocidal invaders. It’s like naming our murder weapons after victims of our crimes: Apache, Tomahawk… It’s as if the Luftwaffe were to call its fighter planes “Jew” and “Gypsy.”
There is much more to say, but even the most obvious and elementary facts should provide us with a good deal to think about.

Copyright 2011 Noam Chomsky

Noam Chomsky is Institute Professor emeritus in the MIT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He is the author of numerous best-selling political works. His latest books are a new edition of Power and Terror, The Essential Chomsky (edited by Anthony Arnove), a collection of his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on language from the 1950s to the present, Gaza in Crisis, with Ilan Pappé, and Hopes and Prospects, also available as an audiobook.

2011年4月23日 星期六

想要真實 別看電視─智利礦災事件的媒體觀察

轉貼來源: 2011-4-21 台灣立報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6429

文■Michel Colon   譯■陳慧瑄

編按

2010年8月5日,智利聖荷西礦山坑道崩落,33名礦工陷困於地表下7百公尺的礦坑深處。智利總統品尼拉(Sebastian Pinera)親自到場指揮救援,全世界的媒體擁聚坑口,24小時現場守候。救援工作成為一場全球關注的媒體大秀,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屏息以待,彷彿與礦工們同呼吸,共存亡。如是持續70天之後,10月13日零時12分,第一位礦工被救出,同日晚間9時55分,最後一位礦工也成功獲救,33名礦工全部存活。

這一事件是世界礦難史上的奇蹟,智利總統搭棚駐守,指揮救難,其聲望也因而水漲船高,儼然就是新時代的救世主!

然則,我們從媒體鏡頭所看到的,就是全部的事實嗎?

同樣的,在利比亞戰爭中,電視畫面能夠帶給我們多少真實的訊息?

本期《新國際》刊登兩篇主文,其一是去年智利礦災事件的的觀察,其二是北約軍事介入利比亞內戰的省視,兩篇文章都涉及到媒體角色的問題。世新大學傳播學院前院長成露茜在世時,積極提倡「媒體識讀」學程,她將主編的一本書題名為《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我們期待,本期的內容,就是媒體識讀的起步,就是一個批判的開始。

近10億人觀看且深受感動。總統站在最前線,全智利的藍領與白領階級、富人與窮人都團結起來,為了拯救33位礦工的生命。情感、懸疑加上大量廣告收益的介入,這場轉播鬧劇究竟隱瞞了哪些事情?



■在智利科皮亞波的聖荷西礦區,智利總統品尼拉手上拿著一張用塑膠袋裝著的紙條,被困在地底的33名礦工透過紙條向外界表示「我們33人在地底下一切安好」,圖攝於2010年8月22日。(圖文/路透)




救世主面具下的億萬富豪
所謂的「救世主」其實都罪人。山崩的前3小時,聖荷西(San Jose)的礦工就已經聽到一些可疑的聲響並要求獲准離開,但上級拒絕了他們的請求,以致礦工們被掩埋於數噸的泥土之下。

這並不意外。2010年7月30日,一份勞工部門的報導便提出了針對聖荷西礦工的安全問題,當局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且政府部門對此保持緘默。

最終的美好結局無疑讓所有人歡喜沸騰,可是這場救援秀簡化了問題的嚴重性,並且掩飾了問題的根源──過去10年,多達4百名智利礦工死於礦區,為什麼?

歐米納密(Marco-Enriquez-Ominami)是品尼拉總統上回選舉的對手,他說,會造成那麼多人罹難,主要是因為「資金投入太少,而作業安全的標準又太低」。

事實上,光是2009年,智利就發生了19萬1千件工安意外,導致443名工人死亡。智利政府必須為此直接負起責任,但是當局卻在過去12年來都拒絕簽署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C176條有關礦區健康與安全的協議。企業家們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工人卻沒有一丁點權利。

他微笑、專注並且關懷同胞的臉孔持續在各大螢幕出現,他是國家元首──品尼拉。但這符理想化的美好影像是否帶著過度的圓滑?這位在2009年以51.61%選票當選總統的人究竟是誰?

品尼拉今年61歲,身價12億美元,在富比士排名全球第701位富人。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血腥獨裁政權期間(1973-1990),許多政策的施行為品尼拉創造發財的機會,讓他積蓄了大量財富。彼時的智利正處於極端派經濟學者──即後來所稱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帶領的新自由主義的試驗階段,一連串的私有化政策,讓負責信用卡部門的品尼拉大發利市。

品尼拉綽號「拉美的貝魯斯柯尼」(譯按,Silvio Berlusconi,義大利國總理,同時也是媒體大亨,八卦醜聞大明星)。他現在擁有全國最大的電視頻道智利視野(Chilevision)、手下有最大的足球隊之一柯樂柯樂(Colo Colo),並且在零售業、礦業與製藥工業都擁有一席之地;成為總統之後,他被迫賣掉Lan Chile航空的股權(他是主要大股東)。以上即證明了他的雙重身分:國家元首與影響力強大的商人。當阿根廷日報《號手》(Clarin)問到他曖昧的身分狀態時,他表示:「只有死人與聖人不會有利益衝突」。




■智利右派反對黨聯盟總統候選人品尼拉於2009年12月13日在聖地牙哥一家公立學校投完票後,向媒體展示自己蓋過印泥的大拇指。(圖文/路透)





「成功男人」的美好形象?
品尼拉當然不是聖人。在品尼拉還是銀行經理時,軍事獨裁政權期間的司法部部長馬達黎加(Monica Madariaga)就曾經幫了他大忙。品尼拉涉案,馬達黎加施加壓力改變判決,當時的金融詐欺已經高達2億4千萬美元了。2007年,品尼拉在獲得Lan Chile航空的股份之後,運用其在證券市場的職權進行內線交易而,罪行確鑿。

誠如偉大的法國作家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所言:「所有巨大的財富之後,都隱藏著罪行。」隱藏在品尼拉背後的是血腥的顏色,是獨裁政權之下無數的受害者。

品尼拉掩藏過往,扮演起人民朋友的角色,而電視鏡頭拍下了他頭戴黃色安全帽出現在聖荷西礦區的身影,給了他一個真正的政治良機,使他的民調節節高升。就這樣,在獨裁政權之後恥於露臉的智利右翼,現在終於重現聲威。

儘管醜聞重重,品尼拉知道該如何掌握自己的優勢。他的競選團隊強調他「熱愛民主」,唯一的證據是,當1988年皮諾契特企圖透過公投延續政權時,品尼拉投下了反對票。然則,當時的皮諾契特已是強弩之末。品尼拉當選總統,歸功於競選團隊幫他塑造了「成功男人」的美好形象,這似乎意味著,能夠創造個人財富的人,也就擁有治理國家的能力。殊不知,他的財富積累都是建立在國家社會的損害之上。

而且他也正準備要持續這樣幹下去。這位法國總統沙柯吉的仰慕者意圖以「補償2010年2月大地震所造成的損失」為藉口,把國家的資產私有化。這意味著40%的柯岱爾克(Codelco,排名第一的銅礦產業)將被變賣,而其他的礦產公司也將會落入私人手裡。這樣的政策很值的玩味,尤其智利是全球銅礦出口第一大國,還記得吧,美國跨國企業為了持續掌控財富,曾經如何不擇手段,窮兇惡極,品尼拉背後的意圖,可想而知。

1970年代,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領導的進步政府知道如何促進智利的發展,讓人民脫離貧窮。為達此目的,他們必須重新取得國家資產原料產業的掌控,從國際市場上取得更合理的價格,並把收益用來滿足人民的迫切需求。對此,美國卻立刻採取了一連串壓制行動,包括金融抵制、CIA執行破壞、恐怖活動、以及各式各樣的黑函攻擊等等,一直到軍事政變,法西斯獨裁者皮諾契特掌權後才停止。有數千人因此蒙難,一整個進步的世代,不是被屠殺就是被迫流亡。

60萬營養不良的孩子
1972年12月,阿連德總統在聯合國發表演說,描述美國的阿納坎達(Anaconda)和肯內科特(Kennecott)兩家跨國銅礦公司如何在智利不當獲利。「42年來,這兩間企業已利用智利的礦產,賺取超過40億美元的利益,而他們最初的投資額還不到30萬美元。反觀我的同胞們,60萬個孩子沒有辦法體驗正常的人類生活,因為在他們生命的前8個月,基本的蛋白質就攝取不足了。這是多麼鮮明而殘酷的對比啊。我的國家──智利,原來是可以藉由40億美元而徹底改變的,或許只要其中的一丁點,也能使那些孩子們得到足夠的營養。」

阿連德演說後的幾個月就被暗殺了。而品尼拉的勝選,等於是獨裁者死後的再一次勝利,是美國的再度取得無與倫比的權力。

此外,品尼拉正計劃向美國掌控的「美洲開發銀行」貸款,此舉必然會導致社會福利的縮減。如此大肆的公器私用一點都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現在可是富豪領導!公與私的界線被泯滅,外交部長經營法拉貝拉(Falabella)連鎖百貨公司,衛生部長曾經是全國最大連鎖私立診所坎德斯(Las Condes)的總裁,即使他們暫時離開了那些職位,但在關乎公司未來發展事項時,他們仍然繼續擁有決策權。

有這麼一位億萬富豪當政,難怪營業稅會低得如此誇張──2011年3%,2012年1.5%,而且還是以大地震為藉口來減稅!根據「資誠國際聯合會計」(PriceWaterhouse Coppers)的統計,智利在最低稅率的排名上,全球第21,拉丁美洲則是冠軍。

礦坑口的電視轉播並沒有提到品尼拉和獨裁政權的關聯,也沒有提及他那些危害社會的行為。

儘管在這樣一個CEO當王的國家,聖荷西礦災事件發生之後,品尼拉無可避免地要成立勞工安全調查委員會,於12月22日提交調查報告。他還成立了礦業管理署(Mines Control Authority),下令檢討有關採礦安全的法規。

這絕不是好心大富豪的大禮,而只不過是回應大眾的不滿罷了。在礦工們獲救後不久,他們的同業們便發動示威,爭取他們未給付的薪水及獎金,同時,對於年輕工人的在職訓練、優惠制度得確認、退休制度以及退休給付,礦工們也一致控訴其缺失。而在此之前,9月7日,智利工會就已要求政府除了礦工健康及安全協議的簽署之外,也要將協議擴及到建築業與農業。

世界最缺乏正義的國家之一
電視沒提到的是,上述違反工人權益的舉動正是獨裁政權實施改革的成果,皮諾契特時期把健康、教育、社會安全當作消費品,工作權變得更加脆弱、更為彈性化。而當年這些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到現在事實上原封不動保留下來。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黨在皮諾契特之後的20年間,以聯合政府形式輪替執政,他們對此也沒有提出任何質疑。侵害勞工權益,甚至是侵害人權,在智利都不算非法。

品尼拉家族也牽涉其中。品尼拉的兄弟荷西(Jose)在1980年代獨裁政權時期擔任勞工部長,當時正是他引進「芝加哥男孩」無遮無攔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強調退休金必須「資本化」,亦即私有化,這種災難性的錯誤帶我們回到礦坑口的災難現場。葛梅茲(Mario Gomez)是獲救的33位礦工之一,他12歲就開始在礦區作工,直到現在已經63歲了!為什麼?因為他的退休金少得可憐。這都是荷西‧品尼拉的貢獻。這些事,電視一點都沒說。

縱使智利在華盛頓的眼裡是一個經濟奇蹟,但事實上智利是全球最缺乏正義的國家之一。據「國家社經狀態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Socio-Economic Situation)的統計,智利的GDP正在成長,然而貧窮指數也以相同的速率增加,真正獲益的只是國家的少數人,而未來的不平等還會更加劇烈。2009年,貧窮指數上升至15%,30歲以下的人口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4個人當中就有1個人屬於貧窮人口。

然而這些官方數據仍低估了事實,他們在1988年設定的貧窮線是每日收入低於兩千披索,然而,在智利,一張公車票就要價5百披索了,生活的費用並沒有被實際評估!因此,若是以更符合實際的標準計算貧窮人口,那麼人數將高達8百萬,也就是全國人口的一半。對此,聯合國人權組織默不作聲,而以民主守護者自居的美國,正把智利納入同盟,甚至作為一個典範。智利越來越與哥倫比亞交好,這難道會是偶然嗎?哥倫比亞長期以來就被視為是美國在拉丁美洲的代理人。

簡而言之,智利的社會被分裂,人民的權利被踐踏,媒體的單一化使得資訊被扭曲,被簡化,觀眾被誤導。右翼,乃至聯合政府的的政策目標,都是皮諾契特軍政府的延續。國家逐漸成為一個商人的天堂,工人與工會組織等都被壓制。1980年代皮諾契特訂定的憲政模式,品尼拉不僅保存下來,甚且發揚光大。這些事情,電視什麼都沒有說。

麻痺觀眾 拔高廣告收益
做為總結(也從中獲取教訓,因為未來我們還要面對更多類似的電視秀),夜以繼日,國際各大媒體持續報導著同樣的傳奇故事──好心腸的億萬富豪多麼牽掛著窮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電視略過了同樣這位富豪的惡行以及種種私利掛帥的行徑,略過他與獨裁政權的連繫,略過他對美國的卑躬屈膝。

智利以及全世界都聚焦在這次的事件上,許多事卻因此被一概忽略,比如說瑪撲奇(Mapuche)原住民震撼人心的絕食抗爭,他們遭到粗暴的鎮壓,政府把他們當作恐怖份子,他們的鬥爭卻在媒體上被擦拭得一乾二淨。相反地,電視在礦工的報導方面巨細靡遺,任何細微的、甚至是個人私密都不放過。我們看到有些礦工在兩個女人之間過著雙重生活,看到他們掩藏多年的私生子和情婦,你會以為你是轉到實境秀的節目。沒有資訊,只有垃圾般塞滿的情緒。電視製作人準備拍影集,出版商要出書,這是狠賺一筆的大好良機!由於對微小細節的饑渴,其中一位倖存者所寫的日誌被多方搶奪。據知,可能的買家已出5萬元。33位礦工的故事註定被剝削至最高點,他們的私生活將被完完全全地攤露。

整個「電視秀」被設計成競價爭購的形式,用最精雕細琢的技術經營情緒,麻痺觀眾,拔高廣告收益。情緒的面向被系統性地,有計畫地剝削,這樣一來就遮掩了對問題根源的真實探究。譬如,公安意外往往源自於不同利益的角力:利潤與安全的取捨。

沒有任何的調查去追究品尼拉及智利政府的責任。也沒有人而認真取追究那些西方國家的政府,為何竟如同皮諾契特的共犯一般,拒絕將這個血腥罪犯引渡受審。沒有人追究,為何在拉丁美洲兩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窮人,而整個大陸明明富豪充斥,跨國公司賺到巨額利潤?我們西方國家的政府為何總是和那些企圖對抗貧窮的人作對?為什麼當CIA企圖發動政變翦除查維斯(Hugo Chavez,委內瑞拉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玻利維亞總統)、柯利亞(Rafael Correa,厄瓜多總統)時,沒有任何西方政府挺身而出?為何宏都拉斯發生軍事政變時,他們沒有採取任何抵制?當記者、工會成員以及人權工作者被系統性地殺害了,為何國際媒體不肯聲援?

電視不做真實的調查,卻以「富豪與工人同舟共濟」的訊息對觀眾洗腦。想要真實的訊息,別看電視了吧!

2011年4月19日 星期二

Tribute to Vittorio Arrigoni







One has to die to become a hero

source: Palestine Monitor
http://palestinemonitor.org/spip/spip.php?article1764

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 written by Egidia Beretta Arrigoni, mother of Vittorio Arrigoni.

19 April 2011

One has to die to become a hero, to hit the headlines and to have TV crews around the house, but does one have to die to stay human?

I recall Vittorio in the Christmas of 2005, detained and incarcerated in the Ben Gurion Airport, the scars left by the handcuffs that cut his wrists, the denial of any contact with the consulate, the farcical process. And I recall Easter that same year, when just across the Allenby Bridge at the Jordanian border the Israeli police blocked his entrance in the country, put him on a bus and, seven against one (one of the seven was a policewoman), they beat him up “with skill”, without leaving any external marks, like the real professionals they are, then hurling him to the ground and throwing at his face, as a last scar to add to the others, the hair they had ripped off him with their machines.

He was unwanted in Israel. Too subversive, for having joined his friend Gabriele one year earlier and demonstrated along with the women and men of the village of Budrus against the Wall of Shame, teaching them the lyrics and singing together our most beautiful partisan song ‘O bella ciao, ciao…’

Back then no TV crew came by, not even when in the fall of 2008 a commando attacked in Palestinian waters off Rafah the fishing boat he had boarded. Vittorio was incarcerated in Ramle and soon after sent back home with nothing but the clothes on his body.

Nevertheless, I cannot but be thankful to the press and television that have approached us with composure, that have ‘besieged’ our home with restraint, without excesses and that have given me the chance to talk about Vittorio and about his ideals and the choices he made.

This lost child of mine is more alive than ever before, like the grain that has fallen to the ground and died to bring forth a plentiful harvest. I see it and hear it already in the words of his friends, above all the younger among them, some closer, some from afar. Through Vittorio, they have known and understood, and now even more, how one can give ‘Utopia’ a meaning, like the thirst for justice and peace, how fraternity and solidarity still stand and how, as Vittorio used to say, ‘Palestine can also be found at your doorsteps’. We were a long way from Vittorio, but now we are closer than ever, with his living presence magnified at every passing hour, like a wind from Gaza, from his beloved Mediterranean, blowing fierily to deliver the message of his hope and of his love for those without a voice, for the weak and the oppressed, passing the baton.

Stay human.


This letter was published in Italian on the newspaper Il Manifesto, translated by Nena News.

2011年4月17日 星期日

Children of Conflict

Source:
Al Jazeera
 13 Mar 2007 12:01 GMT
http://english.aljazeera.net/programmes/general/2007/02/2008525183938868834.html

 Around the world, millions of children are the unheard voices of war. And the horrors they witness today will inform the adults they become tomorrow. Will they grow up to be the next leaders, teachers, freedom fighters or terrorists?

Children of Conflict is a four-part series which explores the lives of children whose lives are blighted by growing up in conflict zones. Nadene Ghouri goes in search of what the past has created and what the future holds for these young people.

She travels to Afghanista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Lebanon but begins her journey in Gaza, where she meets children growing up in an environment of frequent violence and constant economic depression.

PART ONE: Gaza


14 year old Fatima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news stories, in one of the smallest and most claustrophobic strips of land on earth. Gaza is a virtual prison with no way in and hardly any way out.


In an exclusive story, we talk to the grandchildren of Fatima Al Najar – the oldest female Palestinian suicide bomber. Bewildered and grieving for their grandmother, the children say all they want to do is to follow suit and become 'martyrs' themselves.

13 year old Rana

"I want to do the same. And I will recruit the other children of this town for martyrdom," says 14 year old Fatima. When she grows up she wants to study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at university. "That's if I don't become a martyr first," she says.


Her views are contrasted with another girl, 13 year old Rana, who dreams of being a journalist "so I can tell people how we suffer here. I am a child, I know what death means, I know what war means, I know what blood means. Me and all the children here know what it means".

10 year old Tehal

Or Tehal, just 10 years old – and who wants to be the first female Palestinian president.

Her three wishes? To clean up the mess left behind by Israeli bulldozers, to give children their rights "because they have no rights here" and finally, "to build a new Gaza".





PART TWO: Lebanon


The town of Qana

The town of Qana has become synonomous with Lebanon's tragedy. Believed to be the site where Jesus performed his first miracle of turning water into wine, the town has earned infamy for two massacres of children 10 years apart. The first attack came in 1996, when Israel bombed a UN base sheltering 800 people – most of them children. Over 100 children were killed or maimed.

The second massacre was during last year's war on Lebanon. A rocket hit a house where several families had taken shelter in the basement. It collapsed – burying the children in rubble. Seventeen were killed. The images of children being carried from the rubble, looking as though they were sleeping, horrified the world.

Hussein Belhas 13 years old- survived an Israeli attack in 1996

The film goes back to find the survivors of the first massacre - now teenagers – to find that although most of them have rebuilt their lives, last summer's slaughter devastated them emotionally. And there are extraordinary parallels between the two stories.


In 1996, three year old Hussein Belhas was believed dead, and was put in a morgue freezer. Remarkably, he was discovered alive and was rescued. Now 13, a composed Hussein says: "I am the boy who died, and then came back to life. This was my destiny." Still suffering horribly from his injuries (his leg was blown off at the kneecap and has grown back as a twisted stick), Hussein will require medical treatment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When I try to play football, it hurts me. I stay awake all night with the pain."

Hasan Shalhoub 4 years old - survived an Israeli attack in 2006

His truly incredible story sits alongside that of Hasan Shalhoub, just four years old. In the massacre of 2006, Hasan lost his sister Zeinab, who was seven. Also believed dead, Hasan was left over-night in a makeshift morgue. "In the morning I woke up. I started talking to a little girl next to me, but she turned out to be dead. Then I asked for my mother."

Too young to fully realise the extent of his dramatic escape, Hasan says: "I was only injured a little bit in my head. I am fine now."





PART THREE: Afghanistan


Children scavaging in the dump for something to sell

Afghanistan is said to be the land where God only comes to weep. A place of wild beauty and extreme cruelty, it seems never to have known peace.



After the civil war of the 1980s, two-thirds of the population were either dead or refugees. And after the curse of the Taliban, a new hopelessness descended on the country.

Although Afghan children don't know why any of these wars happened, they know they have been born into a devastated land.

Victim of an unexploded mine

Misery, poverty, cold and never-ending internal conflict - this is their lot. The film looks at the many ways children are compelled to work in order to help their families to survive, and at the terrible conditions they are forced to endure.


Few play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exist, and with no sewage or drainage system in Kabul (population 3.5m), many of their play areas double as open-air toilets.


The orphanage

Signs of war damage abound, and the hospitals bear witness to the daily admission of children maimed by the unexploded ordnance which has littered the fields and valleys of Afghanistan for decades.


The orphanage outside Kabul provides food and shelter for the parentless kids, and though there's no future to look forward to, at least it's warm.





PART FOUR: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e film goes inside the minds of the Congolese child soldiers. What makes an 11 year old child capable of awful brutality? "I saw my father die, then they killed my aunt. I didn't want to die by machete at home. That's a pointless death. So I decided to join the militia," says 13 year old Eric.

Child soldiers marching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s of thousands of innocent lives, the feared child militias of the DRC tell how their childhood was lost. Victims of a war no one understands, brutalised by their commanders who turned them into armed brigands, the children became murderers and rapists in a "kill or be killed" conflict.

For some there is hope. Fourteen year old Jolie describes how she preferred a machete to a gun in battle: "A gun can run out of bullets. A machete is safer if you want to stay alive." She calmly recalls how she first killed a man: "I hacked off his head and hands."

Commanders turn the children into armed brigands

But now she has changed her view. Holding her new baby in her arms she says: "This child will never join a militia. His father was killed in battle. And I saw too much suffering myself. What was it for? Nothing."



For others, like Eric, there is no way back to the normal world. Unable to tell his parents the truth about those he killed and unwelcome in his village he says: "At home I am nothing, but in the militia I had power and money. I want to go back to the bush."



2010年12月24日 星期五

家庭遭戰火摧殘 阿富汗童工支持生計

轉貼來源:台灣立報 2010-12-20 21:25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2839

【編譯謝雯伃綜合外電報導】瓦哈(Abdul Wahab)揮舞沉重的鎚子,一次次敲打在火紅滾燙的金屬片上,努力將金屬鑄成卡車零件。他的臉龐因沾上火爐煤灰而變得髒兮兮,豆大的汗珠不斷從兩頰滴下,然而,瓦哈臉上仍舊帶著11歲孩子少有的專注,持續工作。

根據《路透社》報導,阿富汗政府承認國內有將近120萬名全職或兼差童工,瓦哈是其中之一。阿富汗長久以來深受戰爭、貧窮、失業率居高不下所苦,對大家庭模式的喜好造成未成年勞動市場的廣大。

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Afghanist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201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該國1千5百萬兒童當中,最多40%,或多或少都從事某類型的有償工作。當地的援助和人權組織也表示,阿富汗的兒童工作法經常遭到忽視。




■ 阿富汗由於貧窮、戰亂與失業等問題嚴重,導致童工現象普遍,而這也間接排擠了兒童的受教權益。圖為阿富汗孩童在山坡上用頭頂著水桶,圖片攝於2009年11月5日。(圖文/路透)





雖然兒童工作法中規定,14歲以上兒童每週最多可合法工作35小時,但所有兒童都不允許從事危險性的工作。瓦哈在他父親位於喀布爾的鑄鐵作坊工作,其實違反法令。

瓦哈說:「我也想要上學,不過我的父親一個人在這裡工作,我必須幫助他。」由於從事極需體能的鐵匠工作,他的肩膀比同齡兒童要來得寬。「光靠我父親一個人無法餵飽我們全家,市場裡賣的食物非常貴。…我們沒有從政府那兒得到任何援助。」

他的父親羅薩克(Abdul Rosaq)2年前帶著妻子與4名子女由西部城市赫拉特(Heart)遷到喀布爾。「我們必須要工作。我也不喜歡我兒子在鑄鐵作坊裡工作。我當然希望他能上學,不過為了餬口,我們必須工作。」羅薩克說。靠著他那間位在工匠群聚的喀布爾帕萬3區的鐵匠鋪。他一週約賺進1千5百阿富汗幣(約新台幣990元)。

歷經長達30年的戰火衝突後,阿富汗變成世界上最窮困國家之一;當地人口有半數是兒童,其中1/4在5歲以下。阿富汗人的平均壽命只有44歲。

兒童為家中經濟支柱
阿富汗童工從事的工作種類繁多,舉凡在作坊擔任技工性質工作、務農、織地毯、在大街叫賣貨物、乞討、在喀布爾擁塞的交通中擦拭車輛灰塵、在發出惡臭的垃圾中撿罐頭和瓶子,都看得見兒童的身影。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阿富汗當地平均年收入是370美元;許多家庭必須在讓孩子受教育以及送孩子去工作之間抉擇。

「童工中絕大部分早在9歲時就開始工作,9歲以下的孩子在街上叫賣東西的場景也很常見。」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的納德利(Nader Nadery)表示:「這些童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

他表示,阿富汗人民對童工見怪不怪,但其實童工是關鍵的權利暨社會問題,然而政府缺乏對治處理的計畫和資源。該委員會表示,至少有150萬名兒童是家庭主要經濟來源。

他提出警告:「如果不即時處理童工問題,這些孩子在無法接受教育的處境下長大,那麼我們處於衝突戰亂的時間不但會延長,出現更多志願受徵召的年輕人,也會損及國家成長及發展的可能性。」

為撐家計 停止學業
10歲的古爾(Bebe Gul)穿著骯髒的紅色洋裝和綠色褲子,手上拿著白色麻布袋,四處搜集金屬廢料。她的父親在工安意外中過世,她必須放棄學業,賺錢養活母親和4名手足。「我工作是為了賺錢。我撿廢鐵片來賣是因為我爸爸過世了。」古爾邊說,邊用已褪色的黑色頭巾擤著鼻子。

雖然阿富汗政府早在1994年便簽署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今年11月時仍要求阿富汗政府簽署一項全面性的兒童法案,以保護該國兒童。

阿國社會事務部副部長穆罕曼德(Wasil Noor Muhmand)表示,阿國政府已完成一個兒童保護行動網絡,這是由各援助組織共同參與的聯合計畫,在全國34個省份中的28個省實施,涵蓋了650萬名處境危險兒童中的1/3。

穆罕曼德表示,阿富汗歷經數十年戰火,許多兒童因戰爭而失去了父親,他們必須負起支撐家庭經濟的責任,這也是何以阿國法律容許青少年在不從事危險工作的條件下,可以合法工作。

「阿富汗人民有履行法律的責任,」穆罕曼德說:「未來我們希望孩子們能去上學,而不必工作。這是政府的責任,這也是父母的責任。」

「拯救兒童」(Save the Children)的發言人表示,要確保兒童不至於因為工作中斷學業,彈性課表是個可行的辦法;學校方面也應該在傳統學科以外,增加職業訓練課程。

「許多兒童到學校上學,…他們確實學會了讀寫技能,不過他們找不到任何工作。然而,如果他們連讀寫技能都沒有,要找到工作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

該發言人表示,儘管阿富汗文化和宗教根深柢固的信念是「兒童應在學校中受教育」,在阿富汗社會中普遍能接受送孩子外出工作的行為,這是因為家庭環境真的很艱難。

7歲的阿爾(Ares)兩顆門牙都掉了,身上穿的連帽罩衫有點太小,底部還破了大洞。他長大後他想當一名教師,不過兩年以來,他一直在工匠的鋪子做工。「我一般都負責修車。」他坐在卡車的新裝車架上害羞地說,手上拿著扳手。每天早上6點到9點是他的上課時間,接著他會到作坊裡工作至少8小時,每週的薪資是50阿富汗幣(新台幣30元)。為祈求工作平安,他的脖子上掛了一個銀製的宗教吊飾。

「我喜歡學校。」有一名姐妹和3名兄弟的阿爾說:「但我也喜歡為了擁有美好未來而在這裡工作。」

2010年12月17日 星期五

安理會結束對伊拉克制裁

【聯合報╱記者傅依傑/即時報導】2010.12.17 02:42 am

聯合國安理會15日通過決議,取消對伊拉克實施多年的幾項制裁,讓伊國過去20年連年戰爭與混亂局面正式拉下帷幕,重回1990年入侵科威特前的國際地位,重新與國際接軌。

美國為本月安理會輪值主席,特由美副總統拜登主持15日安理會,顯示歐巴馬政府重視解除對伊制裁的象微意義。

安理會伊拉克高級別會議通過三項決議:一,解除禁止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民用核活動措施,使伊國日後得以建造核能電廠;二 ,結束「石油換糧方案」剩餘計畫﹔三,明年6月30日終止將伊拉克石油和天然氣外銷收入存入伊拉克發展基金。

伊拉克視上述制裁侵犯主權,多年來一直要求撤銷。

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秘書長表示,取消這些制裁,對伊拉克有重要意義,是伊拉克正常化過程重要里程碑。

伊拉克外長沙巴利(Hoshyar Zebari)也在安理會發言指出,安理會通過(解除制裁)決議,標識侵犯伊國主權、獨立與重建的制裁措施告一段落。

拜登指出,解除制裁決議「結束了海珊黑色時代殘留的負擔」,伊拉克人民此後得以迎向光明未來。

伊拉克前總統海珊於1990年揮軍入侵科威特,安理會隨後陸續對伊祭出制裁,包括禁運武器制裁,防止巴格達取得核生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石油換糧」措施將伊拉克石油外銷得款換取食物,供應伊拉克人民,共得款310億美元,後因暴發弊端,安理會再改設伊拉克發展基金,用意相同,確保伊拉克外銷石油款用在國家重建。

安理會15日另通過主席聲明,鼓勵伊拉克政府推動和平、民主與重建,加強國內各方對話,早日實現民族和解,增進與各國關係。


【2010/12/17 聯合報】@ http://udn.com/

2010年12月4日 星期六

阿拉伯≠反基督:阿拉伯世界看基督徒 激進和平共存

轉貼來源:台灣立報 2010-12-01 22:30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2286





■鎮暴警察於11月24日包圍新科普特教堂建址。數百位基督徒與鎮暴警察發生衝突,造成1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圖文/路透)





阿拉伯世界近日發生多起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事件,包括伊拉克蓋達組織對巴格達教堂發動猛烈攻擊所造成的悲劇、埃及11月底發生基督徒上街頭抗議政府勒令停建教堂而引發的死傷暴力事件。事件的發展讓人不禁想問,基督徒在阿拉伯世界的處境為何?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一篇文章指出,伊拉克教堂攻擊事件可能會導致「中東地區基督教的終結」。然而這一概論反倒可能助長文明衝突論的迷思,並且讓基進份子得利。雖說某些阿拉伯社群(如伊拉克)的極端基進派系會持續增加反基督教的情緒;但另一方面,這兩種宗教在某些阿拉伯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的事實無可否認。

基督徒成攻擊目標
在埃及、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約旦和伊拉克,基督教社群正在萎縮,基督徒的處境也越顯艱辛。在埃及,針對科普特教派的攻擊事件日益增加,基督徒也經常遭到國家歧視性政策的對待。居住在加薩地區的基督徒也抱怨,哈瑪斯領導的政府並未保護他們免受極端份子攻擊。

另外,為報復埃及科普特教會教士囚禁兩名穆斯林女子,蓋達組織發動一連串教堂攻擊事件,此舉亦將蓋達組織的戰鬥範圍從本土拓展至整個阿拉伯世界。

從此脈絡來看,無論是巴格達教堂攻擊事件、開羅基督徒示威,或是蓋達組織宣稱阿拉伯地區的基督徒是可攻擊的「合法目標」,這些都是在增加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恐懼。

持續而緩慢的外移潮
然而如費斯克(Robert Fisk)所言,除壓迫情形與日俱增外,阿拉伯地區基督教人口大幅減少的原因,與人口統計資料時間不長、非阿拉伯世界對基督徒提供優厚移民條款有關。

就長期趨勢來看,基督徒家庭人口較穆斯林家庭人口數少,未必與新近政治情勢有關。另外,除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造成移居海外人數劇增外,阿拉伯世界基督徒外移的速度是緩慢的,是持續數代的結果,而非一夕之間發生的事。

19世紀末,阿拉伯世界基督徒開始展開這股持續而緩慢的移民潮,即使1920年代到1950年代在基督教政權統轄下的黎巴嫩也一樣。阿拉伯裔美國人有63%是基督徒,這促使更多阿拉伯裔人民願意移居美國,而美國對於在美擁有親屬的外來移民亦較為歡迎。

多數國家存和諧態度
事實上,大多數阿拉伯世界對基督教仍持容忍態度,社群之間相處和諧。許多外移的基督徒並非遷往西方國家,而是搬到其它對基督徒較為友善的阿拉伯國家,如敘利亞或約旦。

約旦的哈什麥(Hashemite)王朝長期以來自詡為少數基督徒(僅佔人口的6%)的保護者。基督徒在約旦國會甚至享有保障名額。在約旦的商業社群中,基督徒扮演重要角色,而基督徒的大本營瑪達巴(Madaba)則是約旦觀光產業的重鎮。

據馬里蘭大學在2010年所做的阿拉伯態度調查,儘管約旦是個宗教化社會,但約旦人產生自我認同的第一對象是約旦人(58%),其次是阿拉伯人(19%),再來才是伊斯蘭教(16%)。而埃及人與摩洛哥人將伊斯蘭視為第一認同對象的比例為31%。這一方面除了表示他們可容忍基督徒的存在外,同時也視其為擁有相同權利的平等族群。

不同族群 不等權利
敘利亞同樣也有保護基督徒的傳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敘利亞就是亞美尼亞基督徒躲避土耳其屠殺的避難所。時至今日,敘利亞約有10%的人民信仰基督教,儘管教徒人口日益減少,但仍保有優勢地位。敘利亞基督徒除了能公開慶祝基督教節慶、在政商界的基督徒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敘利亞政府提供基督教堂免費的電力和水資源,且神職人員享有減稅的福利。

儘管敘利亞憲法規定總統必須是穆斯林,但敘利亞復興主義(Ba'athist)政權的意識形態偏向世俗化。因此,大多數敘利亞基督徒對政府抱持正面觀感並不令人意外,他們認為政府保護使他們免於受到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的侵擾。

當然,敘利亞政府和約旦政權在其他方面的名聲不佳,兩國都是獨裁政權且人權紀錄不良。雖然它們保護國內基督徒的平等權和文化自由,但卻剝奪其他族群的權利。譬如敘利亞對境內庫德族的壓迫,以及約旦不把境內巴勒斯坦人視為正式公民等。

阿拉伯不等於反基督
事實上,阿拉伯穆斯林對基督徒不友善的說法並不公平。每個國家的激進派系都可能與蓋達組織的極端主義觀點有所雷同,但這不代表各國主流社會都接受這種看法。即使是埃及的伊斯蘭主義組織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都對巴格達的教堂攻擊表示不齒,並呼籲開羅當局要保護境內教會的安全。

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數量確實正在減少,而激進主義教派的確在伊拉克等地漸佔上風。但整體而言,阿拉伯世界數百年來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得以和諧共處的地區,未來也可能繼續保持相同情況,因此將阿拉伯世界視為反基督的溫床並不正確。

(整理自《衛報》)策劃、編譯■李威撰、謝雯伃

2010年10月17日 星期日

若雪.柯利的意義:尊嚴與團結

轉貼來源:台灣立報 2010-10-14 22:54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0797

文■薩依德Edward Said 譯■王怡靜、李鑑慧

編按
做為世界社會論壇(WSF)整體計畫之一部分的「世界教育論壇」(World Education Forum)即將於2010年10月28日到31日在巴勒斯坦舉行,這是國際社會在巴勒斯坦境內難得一見的龐大動員。論壇不僅只是團結支持巴勒斯坦的一種表達,同時也要彰顯教育在消彌文化、社會差異的奇特能量,可以將人民從壓迫和相對孤絕的的情境下解放出來。《新國際》特地為此編纂一期巴勒斯坦專輯,除了專文介紹世界教育論壇之外,也選刊評論家薩依德生前一篇重要文章。此文寫於2003年5月之後,而薩依德本人在同年9月辭世,或可視為這位熱血知識分子的遺囑來閱讀。

薩依德的這篇文章係為少女若雪而寫。若雪於2003年3月為保衛巴勒斯坦人的家園而喪生以色列推土機輪下,死時芳齡24歲。根據目擊者,推土機刻意從她身上輾過兩次。英國BBC曾就此事件拍攝了一部動人的紀錄片,片名就叫做《當殺人是如此容易》(When Killing is Easy)。關於少女若雪的事蹟、書信以及薩依德的相關文字,請參閱http://palinfo.habago.org《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

5月初我人在西雅圖演講,在那裡我會見了若雪.柯利(Rachel Corrie)的父母和姊姊。他們尚未從若雪的死亡中恢復平靜;若雪於(2003年)3月16日在迦薩被以色列推土機碾壓致死。若雪的父親告訴我,他自己曾駕駛過推土機,然而這輛刻意殺害他女兒的推土機卻是一輛重達60噸的巨獸,由Caterpillar公司特別設計用來摧毀房屋的機型,遠遠大過任何他所看過或駕駛過的推土機。


▲圖為2008年3月20日於約旦河西岸的那不魯斯舉辦一場集會活動,紀念若雪‧柯利逝世5週年,站在若雪‧柯利照片前方的是她的父母親。柯利是一名美籍行動人士,2003年她正在加薩走廊南方的拉法難民營,抗議一間房屋遭到拆毀,後來喪生於以色列軍方的推土機之下。(圖文/路透)



勇敢又有尊嚴的行為
若雪之所以被殺害,是因為她當時正在拉法試圖保護一棟巴勒斯坦平民的房屋不被剷平。

在我短暫拜訪若雪的家人後,有兩件事深深烙印在我心頭。一是若雪的家人告訴我有關他們將若雪的遺體帶回美國後的事。

他們回到美國後,隨即尋求該州參議員的協助,這兩位分別是墨瑞(Patty Murray)和肯特威(Mary Cantwell),均為民主黨籍。若雪的家人將事件發生經過告知參議員,如所預料,她們表達了震驚和氣憤,而且也允諾對此事進行調查。然而,這兩位議員返回華府後,若雪的家人卻再也沒有接到任何消息,之前所答應的調查行動也從未付諸實現。不令人意外,以色列強大的遊說力量告訴了她們什麼才是現實,這兩位參議員也因此藉故推託。一位美國公民被美國的忠實伙伴兼附庸國的士兵蓄意地謀殺,官方不僅不屑一顧,連原先答應若雪家人應有的基本調查都沒有。

不過,對我來說,若雪的故事真正打動我的是她的行為──勇敢又有尊嚴。若雪出生、成長於位在西雅圖南端60英哩處的小城奧林匹亞(Olympia)。她加入國際團結運動(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簡稱 ISM),並前往迦薩幫助那些她未曾謀面的受苦民眾。她寫給家人的信,讓我們見證了她平凡的人性,使人讀了既不忍又感動。尤其是她描述了她所遇到的巴勒斯坦人是如何地關心她,把她當成他們的一份子;她和他們一起生活,一起分享生命中的歡樂與憂愁。

此外,她也描述了以色列佔領下的恐怖,即使是年紀最小的小孩也深受影響。她同時體認到這群難民的命運,因為她認為以色列政府所作所為的最終意圖是將這群人逼到絕境。令人感動的是,她的作為鼓舞了一位拒絕服兵役的以色列後備役軍人丹尼,他寫信告訴她說:「妳做了一件好事,我很感激妳所做的一切。」

若雪的家書在她死後不久被刊登在英國《衛報》(Guardian),而閃耀貫穿這些信的內容則是巴勒斯坦人英勇的反抗行為;一群平凡人陷落在如此恐怖的處境中,忍受著痛苦和絕望,卻仍然努力求生存。

我們近來聽到無數有關中東和平路徑圖及和平計畫的消息,但我們卻忽視了一項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即使遭到美國和以色列聯手集體懲罰,巴勒斯坦人仍拒絕屈服或投降。也正因為這令人感到鼓舞的事實,也才有今天的中東和平路徑圖和其他無數的和平計畫。這絕不是因為美國、以色列和國際社會基於人道因素,終於體認到殺戮和暴力必須被扼止。

以色列的「種族隔離牆」
儘管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或有其缺點及失敗處,但我們若拒絕正視這抵抗的力量(我不是指自殺炸彈攻擊,這只是有害無益),我們將會錯失一切。對猶太復國運動來說,巴勒斯坦人永遠是個問題,而他們猶太人所謂的解決方法,只是想淡化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以色列的官方政策──不管夏隆使不使用「佔領」這個字眼或者他是否摧毀了一兩座生鏽無用的塔──都一再表明他們否認巴勒斯坦人存在的事實,更不願承認巴勒斯坦人的權利一再被以色列侵犯踐踏。

這些年來,儘管有少數勇敢的以色列人試圖面對這段被隱瞞的歷史,然而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和美國猶太人只想努力地否認並忽視巴勒斯坦人的現況,這也是為什麼和平會遙遙無期。

再者,路徑圖裡完全沒有顧及到正義或者數十年來歷史加諸於巴勒斯坦人的懲罰。然而,若雪在迦薩所做的奉獻正是告訴我們,巴勒斯坦人應被視為一個具有嚴肅且豐富之人民生活史的國家團體,而不只是一群貧困的難民而已。這也是若雪為何選擇和他們一起奮鬥的原因。我們更應謹記,類似若雪的團結行為已不再侷限於某時某地一小群勇敢的靈魂,它已被世界上許多人所認同。在過去的6個月來,我在四大洲進行演講,數以千計的聽眾之所以聚集在一起,正是因為他們關心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人民的掙扎奮鬥歷程已經是解放和啟蒙的代名詞,不管他們的敵人如何處心積慮地譭謗他們。

一旦我們體認到這些事實,世人即會認同並團結聲援巴勒斯坦人的正義和抗爭。例如,今年幾場世界政治光譜中佔標竿地位的會議,如巴西愉港市(Porto Alegre) 的反全球化會議,瑞士達沃斯(Davos)和約旦安曼的會議中,巴勒斯坦都是會議討論主題。

在美國,我們的民眾被媒體餵食充滿惡劣偏見、無知且錯誤的資訊。媒體總是將自殺攻擊的恐怖描繪得淋漓盡致,卻從未提及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的暴行,而以色列正在建造的 25 呎高、5 呎厚、350 公里長的「種族隔離牆」卻從未出現在CNN或其他電視網的新聞畫面中(或者只有在提到那蒼白貧乏的中東和平路徑圖時才隨口提及)。

戰犯罪行,毫無來由的破壞和羞辱,以及種種暴行所導致的身體傷殘,房屋被毀,農作物遭破壞,甚至人命的傷亡等等,這些巴勒斯坦平民所必須承受、日復一日的磨難,媒體卻完全沒有呈現在世人面前。這也難怪大部分的美國人都看不起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畢竟所有的主流媒體,從左派自由人士到極端右派人士都毫無異議地反阿拉伯、反穆斯林、反巴勒斯坦人。我們只要看看在醞釀攻打伊拉克這場非法且不公義的戰爭期間媒體怯懦的表現,就可略知一二。幾乎也沒有媒體報導聯合國禁運措施對伊拉克社會所造成的巨大傷害。

文宣打手的罪行
另外,世界各國風起雲湧的反戰浪潮,媒體也鮮少報導。唯一的例外可能是記者海倫.湯瑪斯(Helen Thomas)在開戰前曾質疑「伊拉克會對美國造成急迫軍事威脅」這個粗暴的謊言和「精心調配」的「事實」。同樣地,這批捏造和操縱有關大規模毀滅武器「事實」的政府文宣打手,在媒體熱烈討論事實上乃由美國一手造成的伊拉克人民慘況時,這批文宣打手的罪行,卻被媒體所刻意脫罪或甚至從不置一詞。海珊的確是個殘暴的統治者,然而他在位時,伊拉克人民卻得以享受到水源、電力、衛生保健、教育等阿拉伯國家中最好的基礎設施,如今這些都已不復存在。

在政治宣傳專家和東方學家如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和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等人的誤導下,媒體和政府普遍對阿拉伯整體社會、文化、歷史和心理狀況懷著敵意,也使得我們害怕一旦批評以色列對無辜巴勒斯坦平民不曾間斷的戰犯罪行,就是「反猶太人」,或是如果批評美國政府的非法戰爭和殘酷的軍事佔領,就是「反美」。這些狀況也使得我們被迫灌輸「阿拉伯人是一群未開化、無能且注定要失敗的民族」的觀念,讓我們誤以為阿拉伯在民主制度和社會發展上均沒有明顯建樹,所以世上唯獨它是落後、遲緩、缺乏現代化且極端守舊。因此,這是我們必須抱持尊嚴,積極從事批判性的歷史思考、發掘事實、並釐清宣傳辭令與真相的時刻了。

沒有人會否認,現今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仍由許多沒有民意支持的政權所把持。許多窮困弱勢的阿拉伯青年在宗教上,也只有機會接觸殘酷的基本教義派。然而,在這同時,阿拉伯社會並不是如紐約時報所經常謊稱的,說它完全受控制、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公民機構、沒有屬於人民的社會運動。儘管有些出版品受到管制,今天你仍可以在安曼市中心買到共產黨發行的報紙或伊斯蘭教的報紙;埃及和黎巴嫩也遠超乎我們的評價,有著各式各樣的書報雜誌,滿載著正反意見的各種討論;衛星頻道也充斥各種令人眼花撩亂的節目;社會服務、人權、企業團體、學術研究等相關公民機構,在阿拉伯世界同樣十分活躍。雖然在朝往民主的路上,我們還有許多重要的事必須完成,但我們正朝這個方向前進。

單單在巴勒斯坦就有超過一千個非政府組織,而正是這樣的生命力和活動力,維持了社會的運作和前進──儘管美國和以色列不曾間斷地譭謗、破壞這些成就。即使在最艱困的環境下,巴勒斯坦社會也從未被擊敗或崩解。孩子們正常上下學,醫生和護士照顧病患,男男女女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組織機構照常舉行會議,人們繼續過日子。

這些事實,無疑是對夏隆和其他一心只想監禁或驅離巴勒斯坦人的極端份子打了一個耳光。軍事行動起不了作用,現在不會,以後也不會。以色列人要看清這些事實真的有那麼難嗎?我們必須在巴勒斯坦以及世界各角落,不是藉由自殺攻擊,而是藉著理性辯論、大規模的民事不服從運動、有組織的示威抗議,來幫助他們瞭解這一切。

偉大假先知的荒唐影響
我想要說的重點是,我們必須用比較性的眼光和批判性的角度來看待整個阿拉伯世界,特別是巴勒斯坦問題。而不是像那些膚淺和帶著鄙夷的作品,如路易士(Bernard Lewis)的《哪裡出了錯?:論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譯註:中譯本由商周出版)和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無知的聲明那樣,建議將民主帶到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

不管阿拉伯是個怎樣的世界,這個充滿著真實人民的真實社會,活潑地交流著各種正反意見,絕對無法被化約醜化為單一的、充滿暴力的基本教義派。巴勒斯坦人在爭取正義所做的奮鬥上,展現了團結的力量,而不僅僅是無止盡的苛責、惱怒、沮喪和失望,或甚至是有害的分歧。記住,我們不只是在這裡,也在拉丁美洲、非洲、歐洲、亞洲和澳洲展現了團結的力量。儘管我們面臨諸多困難及可怕的障礙,但許多人決志堅持下去。為什麼?因為這是一個公義的目標,是個高貴的理念,也是對平等和人權的道德追尋。

我也想談談「尊嚴」這個主題。「尊嚴」,不管是在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或是人文學者眼中,或是在每個文化中,都有著特殊地位。我首先要說的是,以為阿拉伯人沒有個別性,以為他們不重視個體生命,以為他們沒有任何價值能夠傳達「愛」、「親密情感」、「理解」等等這些據說只有歷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歐美文化才獨有的資產,那是根本錯誤的東方主義,也是一種種族歧視。鄙俗淺薄的湯瑪斯.傅立曼(Thomas Friedman)和其他許多人炒作了一大堆這類廢話,然後一些同樣無知與自欺欺人的阿拉伯知識份子也跟著大加闡揚。我也就不必在這裡指名道姓說究竟是哪些人了,他們說從911事件就可以看出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比其他文化更病態、更失調,或甚至說恐怖主義是一種象徵,象徵伊斯蘭世界比諸其它世界更嚴重的一種扭曲。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這樣的一個事實:單單歐洲與美國就製造了20世紀最多的暴力傷亡,而伊斯蘭世界所製造的,與之相較,根本微不足道。今日我們所熟悉的這些似是而非的所謂「正確文明」與「錯誤文明」的假科學假知識,主要是受到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這位偉大假先知的荒唐影響。他讓許多人相信,世界是由相互交戰不息的不同文明所組成。事實上,杭亭頓沒有一點是對的。沒有任何文明或文化是獨立存在的;沒有任何文明獨獨有著別人所沒有的個別性與啟蒙思想;沒有任何文明可以存在但卻不具有基本的人類特質如社區、愛、對生命或是對他人的尊重。

但是,杭亭頓似乎不這麼認為。這好比說非洲人天生智能低劣,或是說亞洲人生來就是奴隸性格,或是說歐洲人是較優秀的種族一樣,都是最純粹最可惡的種族歧視。這等於是將鼓吹「亞利安種族優秀論」的希特勒式科學,如法炮製在今日阿拉伯人與穆斯林身上。我們必須堅持不要跟這類荒謬的胡說八道多費唇舌。

誰邀請美國接管阿拉伯世界?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嚴肅地提出更可信的說法,那就是,跟所有人類一樣,阿拉伯和伊斯蘭教生活都具有透過她們獨特的文化形式所表達出來的內在價值與尊嚴,這個表達方式,不需要模仿任何既定的文化模式,也不需要遵循任何一種宣稱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模式。

人類的多元性,說到最後,就是不同風格之個體與經驗間的深度共存。但是,那些感傷阿拉伯世界缺乏發展與知識的學者專家卻吃人豆腐地說文明只有單一一種優越形式。我們只需要看看由摩洛哥到波斯灣之間由阿拉伯人所創造或激發出來的繁複多樣的文學、電影、戲劇、繪畫、音樂和大眾文化就夠了。我們應該拿這些東西做為阿拉伯人發展的一項指標,而不是只看了某個時刻工業生產的統計圖表,就要斷言阿拉伯世界是否有達到某種程度的發展。

但我得強調另一個重點,我們的文化與社會和統治階層間,有著非常大的差距。在歷史上,很少有像今天的許多阿拉伯國家那樣,偌大權力如此集中在一小群君王將相或是總統手中。而且,幾乎毫無例外也是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他們都無法代表人民的最佳利益。這不單單只是所謂民主的問題,更是因為他們似乎徹底地低估了他們自己與人民。他們用盡各種方式拒人民於千里之外的結果,使得自己不敢改變也不准改變;不但害怕把社會開放給人民,更害怕得罪他們的老大哥──美國。這些統治者不把公民視為國家潛在的資產,卻把他們視為覬覦統治者權力的陰謀者。

為什麼在攻打伊拉克的這場恐怖戰爭中,沒有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能有自尊、自信地對伊拉克所受的掠奪與軍事佔領挺身說些像樣的話呢?這才是個真正的失敗。好吧,海珊的恐怖政權既然已經不在了,這是件好事,但又是誰指派了美國來當阿拉伯的軍師呢?是誰邀請美國來接管阿拉伯世界,並宣稱代表它的公民,帶來所謂「民主」?尤其當今美國自身的教育體系、醫療體系以及整個經濟,都已經惡化到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了,為什麼阿拉伯國家沒有同聲抗議美國之非法干涉內政,給整個阿拉伯世界帶來巨大傷害與屈辱?這是一種膽識、尊嚴和自我團結上的徹底失敗。

布希政權開口閉口宣稱受萬能之神的領導,難道沒有一位阿拉伯領導人有勇氣說出,做為一個偉大的人種,我們有自己的榮光、傳統和宗教?沒有,一個字也沒有。當可憐的伊拉克人民忍受著恐怖的煎熬,鄰近地區也連帶遭受打擊時,每個人都嚇呆了,只怕下一個遭殃的會是自已的國家。

很不幸地,就在上星期,阿拉伯主要國家的領導人聯合擁抱了布希這個無故發動戰爭摧毀一個阿拉伯國家的人。難道沒有人有一點膽量提醒這個喬治W,說他給阿拉伯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苦難,為什麼反而對他頷首、微笑、擁抱和親吻?

人民命運的承擔者
我們應該提供給西岸與迦薩地區的反佔領運動的外交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支持在哪裡呢?一點都沒有。不但沒有,我們只聽到各個阿拉伯外交部長對著巴勒斯坦人說教,叫他們要謹慎,要避免暴力,要遵守和談協議等等──儘管夏隆對和平的興趣幾乎等於零。我們沒見到阿拉伯國家口徑一致地抗議以色列的隔離牆和暗殺行動,或是抗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集體懲罰,耳邊總是充斥著這些經由美國國務院核准的陳腔濫調。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最近的言行,讓我驚覺到阿拉伯人無法體認巴勒斯坦目標之尊嚴性的程度,簡直到了最低點。阿布.馬讚(Abu Mazen,亦即 Mahmoud Abbas,馬哈茂德.阿巴斯)這位幾乎沒有人民政治支持的次要人物之所以被阿拉法特、以色列和美國選派來擔任和談工作,正是因為他沒有選民支持,不是個演說家,不是個偉大的組織者;或者可以說,他除了是個聽命阿拉法特的侍從外,什麼也不是。我甚至擔心他們批准他是因為他是會聽以色列施令的人,否則,阿巴斯怎麼會如說腹語者的木偶般,站在阿卡巴(Aqaba)宣讀著由美國國務院官員為他所準備的講稿呢?

這個演講雖然值得稱許地談到猶太人的苦難,但卻驚人地幾乎完全沒有提到以色列所製造的苦難。他怎麼能接受這樣一個沒有尊嚴、完全被操弄的角色?他怎麼可以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擺佈下,忘記了他的人民──超過一世紀以來英勇地為自己權利而戰的人民?特別是,以色列方面也只說將來會有一個「臨時性」的巴勒斯坦國,卻完全沒有提到以色列自己所鑄下的巨大傷害、戰犯行徑以及對巴勒斯坦男男女女和小孩所施加的全面性虐待和屈辱,對此沒有任何悔恨或抱歉。我必須坦白說,我真的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會這樣。做為一個長久以來承受苦難的人民之代表人或領導人,卻全然隻字未提這些事,他是否已經完全喪失了自尊?

他是否忘記了他不只是一個個人,在這特別重要的一刻,他更是他的人民命運的承擔者?在這應該迎向機會、昂首站立於世人面前、毫無妥協與含糊地展現人民的經驗與尊嚴的時刻,他卻表現出巴勒斯坦領導人向來對冒牌白人父親懇求一些小恩小惠時所慣有的一種半尷尬、半賠罪的卑微氣度。有人能對這徹底的失敗不感到悲痛失望嗎?

但是,這是巴勒斯坦統治者自奧斯陸協議與哈伊.阿敏(Haj Amin)以來慣有的對外態度──表錯情地揉和了未成年人的反叛和哀怨的乞求。到底是為什麼,他們總是以為恭讀敵人為他們所準備的講稿是絕對必要的?做為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以及美國的阿拉伯人的最基本的生命尊嚴,就是在於我們不但擁有文化遺產、歷史與傳統,更有著足以表達我們真實願望的語言。我們的願望產生於每一個巴勒斯坦人民自1948年以來即被迫承擔的驅逐和掠奪的苦難經驗中。我們沒有一個政治發言人──阿拉伯世界自阿布德.納塞爾(Abdel Nasser,前埃及總統)以來亦如此──曾經有自尊、有尊嚴地說出我們是什麼,我們要什麼,我們做了什麼,以及我們想到哪裡去。

朝向一個正當且高貴的目標
然而,慢慢地,情勢在轉變,由阿巴斯和阿布.阿馬斯(Abu Ammars)這類人所組成的舊政權,將會消逝,逐漸將被阿拉伯世界的新一組領導人所取代。現今最讓人懷著一些希望的就是「國家巴勒斯坦計畫」(National Palestinian Initiative)的成員。他們是一些草根運動者;他們主要的活動不是紙上談兵,不是在銀行帳戶上耍把戲,不是吸引記者的注意力;他們來自專業階級與工人階級,當中有年輕的知識份子、運動者、老師、醫生、律師、工人等等這些一方面每天抵擋以色列攻擊、一方面也維持社會運作的一群人。

其次,這些人致力於一種政府當局所不曾想見的民主與民眾參與──當局對於民主的想法向來只是確保自身的穩定與安全。這些草根運動人士,甚且給失業者提供社會服務,給沒有社會保險的人或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給下一代巴勒斯坦小孩提供適當的世俗教育,讓他們明白現代世界的現實,而不僅僅是昔日美好的文化資產。

為了要施行這些計畫,「國家巴勒斯坦計畫」明言,只有結束佔領才是唯一的路徑,而要這麼做,就必須自由選舉出新的國家領導階層,取代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腐敗、過時、缺乏效能的領導人。

只有當我們能夠尊重自己是一個阿拉伯人或美國人時,才能理解奮鬥的真正尊嚴與正義所在。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體會,為什麼不管我們怎麼看待自己,世界上仍然會有這麼多人,包括若雪.柯利還有兩位與他同樣受難的「國際團結運動組織」的成員──湯姆.亨道爾(Tom Hurndall)和布萊恩.艾弗利(Brian Avery),願意跟我們團結在一起。



最後,我將以一個反諷做為結尾。許多跡象顯示,世上越來越多的人跟我們團結在一起,而我們卻反而沒有展現出相稱的自我團結與尊嚴,甚至別人恐怕都比我們自己都還要更景仰並看重我們的文化,這聽起來很荒謬不是嗎?這難道不是我們該認清自身處境、並展現尊嚴的一刻?我們所能做的第一步就是,讓政府代表明白:我們不需感到任何慚愧,因為我們正為著一個正當且高貴的目標而努力;他們應該為人民所做的奮鬥感到驕傲,並且以能代表他們為榮。

(譯者王怡靜是《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版主,李鑑慧任教於成功大學歷史系)

2010年10月3日 星期日

六十年前梅毒實驗 美向瓜地馬拉道歉

轉貼來源:2010年10月03日 07:39   錢江晚報
http://big5.ce.cn/gate/big5/intl.ce.cn/qqss/201010/03/t20101003_21864609.shtml

數百名瓜地馬拉囚犯被設計染上性病,以試驗青黴素療效奧巴馬、希拉裏道歉,瓜地馬拉稱“保留遞交國際法庭的權利”。

60年前,數百名瓜地馬拉監獄囚犯與妓女發生性關係後感染梅毒,隨後接受青黴素治療。這些囚犯不知道,他們已淪為美國醫學工作者的“實驗品”。

60年後,這篇黑暗歷史由一位美國醫學史學家揭開。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10月1日就這一事件向瓜地馬拉道歉;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說,美國政府為醫學工作者當年的行徑“感到憤慨”,並以個人名義道歉。

一份來自醫學史專家的驚世報告

美國韋爾斯利學院醫學史學家蘇珊·裏維爾比梳理已故醫生約翰·卡特勒的資料時發現,1946至1948年間,卡特勒在瓜地馬拉的監獄裏展開了一項秘密人體實驗。

那期間,監獄囚犯在與妓女發生性關係後身患淋病或感染梅毒。美方醫療人員認為患者不夠多時,會讓實驗對象“接種”性病病毒。共696名男性和女性接觸了梅毒或淋病病毒。實驗對象隨後接受青黴素治療,但不清楚多少人真正患上性病,也不知道多少人最終得以治愈。

裏維爾比去年發現這些資料後寫成一份報告。報告將刊登在明年1月出版的美國雜誌《政策史》上。裏維爾比定於下月將報告內容提交美國政府。

報告說,“當時,青黴素問世不久,美國公共衛生署想搞清楚它能否治愈梅毒早期感染,而不僅僅是預防;同時他們還想知道治愈梅毒需要多大劑量的青黴素,以及患者治愈後再次感染梅毒的途徑。”瓜地馬拉官員當時雖然給予美方實驗許可,但並不知曉實驗內容。

瓜地馬拉秘密人體實驗事件喚起不少美國人一段可怕記憶,即“塔斯基吉梅毒實驗”。自1932年起,美國公共衛生部門以免費治療梅毒為名,把亞拉巴馬州400名非洲裔男子當作實驗對象,秘密研究梅毒對人體的危害,而當事人實際上未得到任何治療。公共衛生部門對實驗對象隱瞞真相長達40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親屬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這一研究項目直到1972年經媒體曝光才終止。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領銜研究人員正是從事瓜地馬拉秘密人體實驗的醫生卡特勒。卡特勒1985年以教授身份從匹茲堡大學退休,2003年去世。

美國:向瓜地馬拉表達歉意

美方醫療工作者曾在瓜地馬拉從事秘密人體實驗的消息經媒體曝光後,白宮隨即作出回應。奧巴馬10月1日致電瓜地馬拉總統阿爾瓦羅·科洛姆,表達歉意。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說:“顯而易見,這件事令人震驚、應受譴責。它非常不幸,美國向所有受影響的人道歉。”

國務卿希拉裏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凱瑟琳·西貝利厄斯1日也發表聲明:“儘管這些事發生在64年前,但這種實驗應受譴責,它得以打著公共健康的名號展開令我們感到憤慨。”

希拉裏9月30日晚已經與科洛姆通電話,代表她個人表達歉意。

瓜地馬拉:這是反人性的犯罪

瓜地馬拉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說:“總統科洛姆譴責秘密人體實驗是‘違背人性的犯罪’,瓜地馬拉保留把事件交由國際法庭處理的權利。”瓜地馬拉駐美國大使館官員費爾南多·塞爾達說,直至希拉裏9月30日打電話致歉,瓜地馬拉政府才知曉秘密人體實驗一事。

“瓜地馬拉媒體和我的同胞們反應強烈,”科洛姆說,“當然,世界上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事件,但以一名瓜地馬拉人和國家總統的身份講,我寧願這類事件從未在這片領土上發生過。”

不過,瓜地馬拉駐美使館官員塞爾達說,危方“讚賞美方承認錯誤並道歉的做法。這件事一定不會影響雙邊關係。”瓜地馬拉人權組織敦促受害者家屬向美方索賠。但美方說,尚不清楚美方是否會提供賠償,也不清楚能否找到當年的實驗對象。(責任編輯:郭彩萍)

 
60年前 美殘忍試驗 讓瓜國人染性病

轉貼來源:2010-10-03 中國時報 【郭篤為/巴拿馬市二日電】
http://news.chinatimes.com/tech/0,5249,171704x112010100300172,00.html

日本侵華時曾在中國進行令人髮指的人體細菌實驗,而最新揭露的史料顯示,美國政府在六十餘年前,也曾殘忍地讓數百名無辜的瓜地馬拉人感染性病再進行藥物試驗。此事曝光後引發震驚,歐巴馬總統一日親自致電瓜地馬拉總統科洛姆致歉。瓜國政府也宣布成立調查委員會,深入挖掘真相並尋求賠償。

本周稍早一位美國醫學史學者在一九四六至四八年塵封的研究報告中,發現這樁深藏六十餘年的可怕事件。報告顯示美國政府在知情的瓜地馬拉醫生協助下,將染有性病的妓女送入監獄,刻意感染囚犯、獄警甚至精神病患,更令人髮指的是,在試驗者一無所知的狀況下,用梅毒與淋病的病毒對他們進行脊椎注射。

病患隨後接受當時研發中的盤尼西林(青黴素)特效藥的治療,兩年間陸續受感染的男女人數達六百九十六人,而他們所獲得的回報,是美國送給監獄的一台八釐米電影放映機與影片,以及鐵製餐具、香菸等慰問品。

根據資料顯示,當時有三分之一感染者並未受到足夠的治療,實驗結果及因此喪生的人數迄今仍是一個謎。

這項人體性病病毒試驗係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贊助,醜聞曝光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與衛生部長希伯莉絲女士一日發表聯合聲明,坦承當時美國在瓜地馬拉進行的性病試驗「明顯的不道德,對這種假借公共衛生為名掩護不負責任的研究感到憤怒,譴責之餘也對所有受影響的人道歉。」

希拉蕊及美國駐瓜地馬拉大使麥克法蘭分別透過電話親自向科洛姆總統道歉,同日下午歐巴馬總統也親自在電話中向科洛姆及瓜地馬拉民眾表達歉意,雙方並同意由兩國成立聯合委員會,調查受害者家屬現況。

科洛姆總統嚴厲譴責當年美國這項實驗是違反人道的罪行,隨即宣布成立衛生、國防與公安跨部會真相調查委員會,並研究透過國際法庭向美國求償,還給受害者家屬一個遲來的公道。


試藥效惡意傳染梅毒 美向瓜國道歉

轉貼來源:2010.10.03 04:34 am 【聯合報╱編譯李致嫻/報導】

從1946到1948年,美國公衛部門資助醫師蓄意讓700名瓜地馬拉籍的囚犯、精神病患與軍人感染性病,藉以測試盤尼西林的療效。消息曝光後,美國總統歐巴馬親自打電話給瓜國總統柯隆致歉。

衛斯里學院(Wellesley College)教授蘇珊‧雷佛比(Susan M.Reverby)在報告中指出,瓜地馬拉監獄當年允許囚犯召妓,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拿納稅人的錢雇用患有梅毒的娼妓進監獄。

有些囚犯沒有感染梅毒,醫師便在他們的陰莖、臉部與手臂注射梅毒螺旋菌,有些人則是透過脊椎穿刺注射。

如果囚犯遭感染,便對他們施用盤尼西林,受影響者達696人。雷佛比說:「是否每個人都治好了,並不清楚。」美國衛生官員已針對此事展開調查。

消息1日曝光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與衛生部長凱瑟琳.西比列斯(Kathleen Sebelius)前一晚已向瓜地馬拉政府、尚在世的受害人及受感染者的後人致歉,明言這項實驗「顯然不道德」。歐巴馬則是在1日晚間致電瓜國總統。

柯隆被希拉蕊告知此事後表示:「這是令人髮指、違反人道的罪行」,瓜國政府會配合美國的調查行動,並自行展開調查 。

希拉蕊在聲明中說:「雖已事隔64年,我們對假公共衛生之名從事此種不道德之研究仍感到憤怒,我們對這一切深表遺憾,並向受此惡劣研究行為影響的每一個人道歉。」

當年領導實驗的是醫師卡特勒(John C. Cutler),他後來成為塔斯克基(Tuskegee)梅毒研究的關鍵人物,這項研究自1932至1972年間對於阿拉巴馬州600名感染梅毒的黑人,刻意不予治療,以觀察發病過程。

卡特勒至死仍為塔斯克基研究辯護。

日軍1933年曾在中國成立「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又稱731細菌部隊,他們利用中國人進行鼠疫、霍亂、梅毒的人體試驗,手段極其殘忍。

【2010/10/03 聯合報】@ http://udn.com/

2010年9月10日 星期五

美媒體省思牧師焚可蘭經事件

轉貼來源:奇摩新聞/中央社  2010/09/10 14:32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10/5/2cskh.html

(中央社記者林琳台北10日電)美國佛羅里達州牧師瓊斯揚言將焚燒可蘭經的事件,已宣佈「暫停」,應可平息抗議及譴責的聲浪。「紐約時報」分析,小鎮牧師走偏鋒被大肆抄作,美國媒體已針對這個現象省思。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其實2008年在堪薩斯州托彼卡(Topeka)的「西鎮浸信會教堂」(WestboroBaptist Church)就有一位牧師和一位極端狂熱的信徒在街頭焚燒可蘭經。但這起風波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

在佛羅里達州蓋恩斯維爾(Gainesville)宣教的瓊斯也只是小教堂的牧師,而他準備如法泡製的行動,尚未執行就已造成軒然大波,因為他把這項行動定在9月11日,和伊斯蘭教極端份子攻擊紐約世貿中心的911恐怖攻擊連結在一起。

瓊斯7月宣佈要在911紀念日焚燒可蘭經,當時只有一個宗教網站「宗教新聞服務」(Religion NewsService)刊登短短的文章。後來經過Yahoo的傳播,從7月下旬,就不斷有媒體連繫瓊斯,希望安排專訪,甚至包括全球電視網CNN。

媒體的傳播讓瓊斯聲名大噪,同時也引發許多穆斯林的強烈不滿,在阿富汗甚至有數百人走上街頭抗議。美軍及北約駐阿富汗司令裴卓斯(David H. Petraeus)立即提出警告,如果瓊斯執意焚燒可蘭經將會威脅到美國駐軍的安全。

媒體追逐新聞讓一小撮極端份子的言行影響到社會及人心的安定。美國媒體已意識到不能被反操作。在瓊斯宣佈「暫停」焚燒可蘭經行動之前,美聯社已經決定「不會發焚燒可蘭經的照片」,而CNN與福斯(FOX)也表示不會播出這樣的畫面。

紐約時報的分析指出,事件的發展多少讓美國媒體對於新聞處理的方式有所省思。美國國家電視網(ABC)的主播古莫(Chris Cuomo)在「推特」(Twitter)就有感而發的寫道:「我在媒體工作,想到媒體抄熱了佛羅里達的焚書問題,真是魯莽。」990910

2010年8月30日 星期一

人權團體指控 烏茲別克蠶絲 滿佈童工血汗


中亞烏茲別克共和國的桑蠶養殖、蠶繭和絲綢業具有悠久的歷史。雖然烏國政府信誓旦旦表示已明令禁用童工,但人權團體批評,每到繁殖旺季,還是有許多農村孩童被迫幫忙養蠶而荒廢學業。人權團體批評,烏茲別克許多農村孩童在繁殖旺季被迫淪為「童工」,幫忙家人養蠶。圖為柯坎鎮(Kokand)一戶人家去年6月全家總動員清理蠶繭,十分忙碌。(美聯社)


轉貼來源:2010-08-30 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0,5246,50404308x112010083000154,00.html

【黃文正/綜合報導】中亞烏茲別克共和國的桑蠶養殖、蠶繭和絲綢業具有悠久的歷史。雖然烏國政府信誓旦旦表示已明令禁用童工,但人權團體批評,每到繁殖旺季,還是有許多農村孩童被迫幫忙養蠶而荒廢學業。

烏茲別克蠶絲產量占全球總產量雖不及五%,但全國二千七百萬人口的人均產量將近一公斤,高居世界第一。農業部蠶絲產製部門主管雅夫卡許提耶夫表示,每年繁殖旺季,全國兩百萬農民約有九○%投入其中,但「只有成年人,不包括孩童」。

家住柯坎(Kokand)的十五歲少女妮夏諾娃,從八歲起就開始幫忙父母養蠶並種植棉花和小麥,年紀從九歲至十七歲的兄弟姊妹們也無一例外。妮夏諾娃說,她從未聽過不准用童工,「我們只是想幫助父母,這是小孩子該做的,不是嗎?」烏茲別克為古絲路的樞紐,而「柯坎」在烏茲別克語意為「蠶繭」(cocoon)。

養蠶非常辛苦,在為期約四周的繁殖季節,清早就得出門摘取新鮮桑葉回家,一天要餵食幼蠶七次,晚餵一個小時就可能死掉,若有蠶死掉更須立刻移除,以免感染其他健康的蠶。每天往往從清晨四點開始,一直要忙到半夜才能休息。

部分農民抱怨,政府強制規定每年都須達到一定的蠶繭生產額度,否則可能被處以罰款或喪失土地租賃權。因為政府訂的額度非常高,他們迫不得已,只好叫子弟幫忙養蠶。

2010年8月24日 星期二

紐約清真寺議題發酵 穆斯林憂

轉貼來源:奇摩新聞/法新社  2010/08/23 11:50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23/19/2bm7e.html

(法新社紐約22日電)數以百計的抗議群眾二十二日就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攻擊遺址附近興建清真寺一事,舉行兩場不同立場的示威活動,一方揮舞反伊斯蘭標語,一方則譴責宗教偏見。

儘管規模不大,這兩場街頭示威卻反映這項全美愈吵愈烈的議題。紐約世貿九年前遭蓋達組織劫機撞毀、造成近三千死。在遺址附近蓋清真寺與否的議題,再度扯動美國在這個敏感議題上的傷口。

紐約市長彭博支持蓋清真寺,市議會已批准社區中心興建計畫,總統歐巴馬也強調憲法保障宗教自由。


然而,百分之六十一的美國民眾反對蓋清真寺,且持反對立場的多位保守黨政治人物競相火上加油。前共和黨議員金瑞契更把在九一一遺址附近蓋清真寺,比作在大屠殺紀念館旁蓋納粹場地。

「美國穆斯林促進會」執行董事卡恩表示,辯論語調讓穆斯林十分憂心。

她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本周」(This Week)節目專訪時表示:「因為這跟轉移的排猶主義無異。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感受到的。這甚至不是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這比伊斯蘭恐懼症還要劇烈,這是痛恨穆斯林。這現象讓我們十分擔憂。」(譯者:中央社蔡佳敏)


美多數宗教領袖支持911遺址建清真寺

轉貼來源:基督日報  2010年08月24日09時17分  周雅潔 / 基督日報記者
http://www.gospelherald.com/news/soc-15191-0/%E7%A4%BE%E6%9C%83-%E5%AE%97%E6%95%99%E7%92%B0%E5%A2%83-%E7%BE%8E%E5%A4%9A%E6%95%B8%E5%AE%97%E6%95%99%E9%A0%98%E8%A2%96%E6%94%AF%E6%8C%81911%E9%81%BA%E5%9D%80%E5%BB%BA%E6%B8%85%E7%9C%9F%E5%AF%BA-%E5%9F%BA%E7%9D%A3%E6%97%A5%E5%A0%B1

圍繞在世貿遺址附近興建清真寺的問題,引起了全美國各界的熱烈討論。《時代周刊》8月18日發表「美多數宗教領袖(除葛福臨外)支持世貿遺址建清真寺」一文,採訪了八位著名的、不同宗教的領袖。除美國著名佈道家、葛培理佈道團會長葛福臨牧師外,多數宗教領袖表示應秉持宗教自由,支持建清真寺,但有少數人擔心在世貿遺址附近興建清真寺,可能會產生政治和宗教爭端。

一、 哈特福特神學院(Hartford Seminary)院長:海蒂‧哈德塞爾(Heidi Hadsel )

哈德塞爾支持在世貿遺址附近修建清真寺。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哈特福特神學院首創了基督教與穆斯林跨宗教神學院課程,並完成了一些當代最具前瞻性的基督教與穆斯林對話。 海蒂‧哈德塞爾說,「我認為全美的基督徒都應該聽聽基督教領袖的聲音,而不僅僅是右翼政治家的說法。這些吵雜的聲音並非來自宗教領導人,而是來自政治家。大致上來說,宗教領袖們並沒有攻擊清真寺,都是政治家煽動選民這樣做的。通過攻擊其他信仰支持自己信仰的行為是錯誤的,基督教、猶太教以及伊斯蘭教都提倡和平的理想,支持與鄰居建立互相尊重、和諧友好的有建設性的關係。」

二、 全美基督教教會聯合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總幹事:邁克爾‧金納牧師(Rev. Dr. Michael Kinnamon)

邁克爾‧金納牧師擔心的不僅僅是激進穆斯林,還包括激進的美國基督徒,這些人向中東地區的穆斯林錯誤地傳播有關基督徒的信息,已經威脅到中東地區的基督徒。全美基督教教會聯合會代表美國5,000多萬基督徒支持興建清真寺。他說:「埃及、印尼等國家極端穆斯林社團,正以美國極端基督徒的極端聲音為借口,向當地基督徒施壓。因此,溫和派基督徒應該發出他們的聲音,並且找到更多保護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方法。」

三、 克萊蒙神學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院長傑瑞‧坎貝爾(Jerry Campbell)

坎貝爾對九一一事件有著沉痛的回憶,他的女兒當天就在雙子塔中,只不過勉強逃得一命。但是作為南加州的著名基督教領袖,他認為必須鼓勵基督徒支持清真寺和穆斯林。對於支持清真寺是否屬於政治上的必要性抑或應審慎處理,他說:「上帝並未承認,審慎是做任何事情的主要原因。至少按照人的標準來看,上帝的召喚通常是不審慎的。摩西走出埃及並不審慎,領導人民走進死海、沙漠以及更遠的地方也不夠審慎,諾亞建立方舟不謹慎,好撒瑪利亞人(耶穌的比喻)幫助遭到毆打的人不審慎,但是這些行動都是上帝的暗示。對於當前的這些爭論,我感到很悲傷。」

四、 耶魯神學院院長:哈羅德‧阿特茲 (Harold Attridge)

阿特茲是2007年「你我之間的共同語言」計劃的關鍵人物,呼籲海外穆斯林領袖與美國基督教領袖討論如何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實現神學上的統一。阿特茲說:「我們需要開始認識到,並不是整個穆斯林世界都在9月11日那天闖入雙子塔,只是一小群伊斯蘭狂熱分子。我想我們需要停止把整個穆斯林世界醜化,我們不能僅依靠穆斯林恐怖主義者的行為來判斷所有穆斯林。」

五、 普林斯頓大學穆斯林生活協調員、《古蘭經初階》作者:索哈比‧蘇爾坦(Sohaib Sultan )

蘇爾坦是美國最著名的穆斯林神學的聲音之一,他說:「反對建造這個清真寺的人,並不理解美國所代表的宗教自由和其他自由。這座清真寺將是一個重要的象徵,代表著拉登的噩夢和一個兼容、共融、不同宗教信仰共存以及尋求和平的新伊斯蘭教。這座清真寺還是國家和宗教機構共同面臨的巨大考驗,任何阻止行動都是對美國自由和美國憲法原則的重創。」

六、 美國猶太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執行董事:大衛‧哈理斯(David Harris )

美國猶太委員會多年來一直從事著不同宗教信仰互相兼容的工作,哈理斯希望這個清真寺能夠傳遞宗教共融的信息。他說:「我們支持這座清真寺是有條件的支持,我們很在乎投資者及其信仰。如果這些資金來源於那些為九一一行為辯護的激進穆斯林,將令我們無比震撼。他們應該明確無誤地譴責九一一背後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決不能是口頭遊戲。」

七、 葛培理佈道團會長:葛福臨牧師

葛福臨明確表示不支持建造清真寺,他說:「建造清真寺是一種偽善和嘲弄,是對3,000名在911事件中枉死的美國人的嘲笑,美國之外的穆斯林領袖從未譴責過九一一恐怖襲擊。穆斯林世界保持沉默,暗示出他們對襲擊行為的支持。布殊和奧巴馬總統稱伊斯蘭教是一個和平宗教已犯了很大的錯誤……這是一場宗教戰爭。」

「伊斯蘭的目標是主宰世界。」葛福臨牧師繼續說,「無論在哪裏只要建造了清真寺,就會有人走進去。接著,他們會提出他們腳掌所走的區域為他們的領域的要求。他們也會稱世貿中心為伊斯蘭的地方,就像他們如何宣稱以色列是伊斯蘭教的地域一樣。在伊斯蘭教佔領之前,基督教徒和猶太教住在沙特阿拉伯有數千年之久,而現在都被破壞了,沒有一個基督徒和猶太人留下。」

八、 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長:艾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

莫勒代表著美國保守派基督徒的聲音,表示支持建造清真寺,但在世貿遺址附近建設需要謹慎。他說:「公眾缺少足夠的信息,紐約市長布隆伯格以及美國總統奧巴馬都需要嚴肅回答一些必要的問題,比如建造組織和贊助人的名字。是否建造清真寺應該與是否應在世貿遺址建造清真寺的問題區別對待。」


紐約清真寺興建提案 兩派人馬街頭互嗆

轉貼來源:奇摩新聞/路透社  2010/08/23 14:47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23/16/2bmnk.html

(路透紐約22日電)對紐約世貿中心遺址附近興建穆斯林文化中心暨清真寺持不同意見的兩派人馬,今天在員警和路障分隔下,於曼哈頓市區分別舉行對立示威。

該中心將包括1間祈禱室。反對人士表示,提案未顧及位置的敏感性,且顧慮該中心將懷有宗教極端主義。力挺人士則引述宗教自由,以及宣導包容和理解的必要性。

數以百計的反對人士今天呼喊「不要清真寺」、高唱愛國歌曲,並揮舞伊斯蘭極端份子暴力攻擊的相片。

而在街角,支持人士反覆呼喊:「我們無須理會偏執狂的話;捍衛宗教自由到底。」

支持群眾中,有位退休的學校老師說:「(蓋清真寺的)議題已成為宣揚仇恨的政治工具。熱愛和平的穆斯林並沒有攻擊我們。」

反對的抗議群眾中有許多是消防員和建築工人。他們抗議標語寫著:「這是紐約客的神聖之地。」中央社(翻譯)



美參院多數黨領袖反清真寺計畫

轉貼來源:奇摩新聞/法新社 2010/08/17 13:50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17/19/2b9gv.html

(法新社華盛頓16日電)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籍多數黨領袖瑞德(Harry Reid)苦拼連任之際,今天表示,紐約2001年9月11日恐怖攻擊地點附近不該興建清真寺。

這位內華達州議員的發言人曼利(Jim Manley)表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宗教自由。瑞德參議員尊重這一點,但他認為清真寺該建在別處」。

多位共和黨員,包括曾是副總統候選人的培林(Sarah Palin)和其他數位可能競逐2012年總統寶座的人士都嚴厲抨擊興建伊斯蘭中心的計畫。這座中心的預定地就在世界貿易中心舊址2條街口外,中心裡還將建造一座清真寺。

曼利質疑共和黨員是否「真有誠意」。他說,911攻擊發生後,許多到場救災的救難人員現在都飽受疾病之苦,共和黨籍國會議員卻封殺協助他們就醫的法案。

他在聲明指出:「如果共和黨員有誠意,就會幫助我們通過這項早該通過的法案,協助這批最先到場救災、現在健康和生計卻因他們在911的英勇表現而亮起紅燈的人士,而不是繼續封殺這項有迫切需要的法案。」(譯者:中央社蔡佳敏)


911遺址旁建清真寺 民主黨領袖槓總統

轉貼來源:奇摩新聞/路透社  2010/08/17 13:49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17/16/2b9gq.html

(路透華盛頓16日電)美國參議院資深民主黨議員今天為了興建紐約市穆斯林文化中心暨清真寺的計畫,與總統歐巴馬分道揚鑣。參議員瑞德(Harry Reid)表示,該中心應建在別處。

該工程地點位於2001年9月11日恐怖攻擊的世貿遺址(Ground Zero)附近。就在共和黨人士企圖於2個半月後的國會選舉,自歐巴馬的民主黨奪回國會主控之際,這項工程成了情緒議題。拼連任的瑞德,面臨1位極為保守的共和黨籍對手的挑戰。

瑞德的發言人曼利(Jim Manley)表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宗教自由,瑞德議員尊重此點,但認為清真寺應該建在別處。」

支持這項工程的人士今天矢言推動計畫,並駁斥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所謂伊斯蘭中心興建計畫取消的報導。這個中心的建造經費1億美元且引起各方爭辯。中央社(翻譯)


911遺址蓋清真寺成政治足球

轉貼來源:奇摩新聞/法新社  2010/08/16 11:05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16/19/2b6dj.html

(法新社華盛頓15日電) 距離關鍵的國會期中選舉不到3個月,美國總統歐巴馬日前表態支持穆斯林有權在紐約911遺址(Ground Zero)附近興建清真寺之後,共和黨人猛批歐巴馬與民意脫節。

民主共和兩黨為了到底歐巴馬適不適合涉入興建伊斯蘭中心又爭執不休。這個伊斯蘭中心計畫包括在距離前紐約世貿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附近2個街口處興建一座清真寺。

本月13日白宮舉辦開齋節晚宴的時候,歐巴馬表示穆斯林「有權跟本國任何其他人一樣奉行自己的宗教」,包括在下曼哈頓區(Lower Manhattan)興建清真寺。

但是隔天歐巴馬顯然又收回他的支持,澄清說他是在評論美國憲法中明訂的權利,而非評論「決定在當地興建清真寺的智慧」。

保守派人士很快抓住歐巴馬的評論,因為白宮好幾個星期以來都不願對此爭議表態,認為這不過是個地方議題。好幾個重量級共和黨人今天都在週日的政治脫口秀當中提到這個訊息。

德州共和黨參議院柯寧(John Cornyn)在「福斯週日新聞」(Fox News Sunday)上說:「這跟宗教自由無關,但我認為在3000名美國人因為恐怖攻擊而喪命之處興建清真寺實在是不智。對我而言,(歐巴馬談話內容)代表華府、白宮、政府和總統本人,似乎已經跟美國主流民意脫節。」

紐約市官員已經核准在當地私人產業上,興蓋這個13層樓玻璃帷幕和金屬鋼構的建築,興建費用要1億美元。

根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本月民調,儘管大多數美國人承認穆斯林有權興建這個伊斯蘭中心,但還是有68%的美國人反對清真寺興建計畫,只有29%受訪者支持。

無黨派的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先前就支持伊斯蘭中心的計畫,但是今天很少有民主黨人士公開表態支持。(譯者:中央社賴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