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12日 08:48:13 來源：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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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權觀察”組織位于紐約曼哈頓的總部，你可以輕易感覺到這裏工作人員身上散發出一種“高一等”的氣息。這種氣息富有感染力，能讓好萊塢明星、名律師、投資商們心甘情願打開錢包，資助他們所謂的“人權事業”。
然而，“人權觀察”組織不久前因一名資深成員卷入納粹醜聞而聲譽受損，而該組織的危機處理方式更是火上澆油，為它招來更多非議。
禍起蕭墻
惹起禍端的是“人權觀察”組織唯一的軍事專家馬克‧加拉斯科。加拉斯科現年40歲，多年來活躍在中東等戰亂頻發地區，調查各種各樣“戰爭罪行”。
加拉斯科曾撰寫報告，譴責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地帶使用國際禁用武器磷彈、批評駐伊拉克和阿富汗外國部隊策略使當地民眾面臨“不必要的風險”。加拉斯科的報告內容經常被西方媒體引用，他本人也成為記者眼中重要的消息來源，接受採訪是家常便飯。
與“人權觀察”內大多出身律師、記者、政治活動家的同事不同，加拉斯科是唯一具有軍事經驗的成員。他曾在五角大樓擔任7年文職工作，具有“伊拉克情報高級分析師”頭銜，他離職前擔任“高價值目標定位負責人”，負責確定美軍在伊拉克的空襲目標，當時恰逢伊拉克戰爭剛剛打響。
加拉斯科曾接受媒體採訪，承認自己參與了至少50次空襲，從未擊斃預定目標，卻導致了數百名平民死亡。
2003年4月5日，外國聯軍對伊拉克城市巴士拉發動空襲，試圖殺死綽號“化學阿裏”的阿裏‧哈桑‧馬吉德，結果錯失目標，卻炸死17名平民。
加拉斯科說，他一向反對使用武力推翻薩達姆政權，而在針對“化學阿裏”的襲擊後，他為自己的失誤感到內疚，不久離開五角大樓，2004年加入“人權觀察”組織。
惹禍的是加拉斯科個人的特殊愛好。
特殊愛好
白天，加拉斯科作為“人權觀察”組織成員調查、聲討各種“侵犯人權行為”。晚上，這名“人權衛士”卻搖身一變，成為德國納粹標志性物品的狂熱收集者，以網名“Flakk88”活躍在相關論壇。他曾在一個論壇上發布一張自己身著帶有納粹鐵十字汗衫的照片。
一個人喜歡收集與納粹有關的物品並不意味著他是納粹分子，但對于“人權觀察”這樣一個主要依靠捐款維持運營的組織來說，擁有這類愛好的成員必然無助于說服有錢人慷慨解囊。加拉斯科深知這一點，所以他一直沒有向上司和同事坦白自己的特殊愛好。
加拉斯科寫了一本書準備自費出版，紀念二戰時期在德國空軍服役的爺爺。談及這本書，他在網上留言說：“我正在想怎麼辦。我的書快完成了，但我尚未確定是否署名。如果我的同事發現了，我可能會丟掉飯碗。”
加拉斯科的擔憂很快得到印證。去年9月，一名博主爆料說，經常在亞馬遜購物網站上對德意志第三帝國相關書籍發表書評的“馬克‧加拉斯科”，與經常抨擊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和黎巴嫩侵犯人權的“人權觀察”組織成員馬克‧加拉斯科是同一個人。這名博主沒有指控加拉斯科是納粹分子，但質疑一個癡迷于“納粹屠殺猶太人”歷史的人是否有資格指責以色列。
這一說法迅速引發熱議，“人權觀察”組織不得不展開調查。
力挺未果
一開始，加拉斯科得到“人權觀察”組織全力支持。
“人權觀察”組織的媒體公關機器全力開動，試圖將加拉斯科描繪成“一部德國空軍歷史著作的作者以及嚴謹治學的倡導者”。
按“人權觀察”組織官員的說法，加拉斯科在網際網路上針對納粹收藏品的言論僅表明他是“狂熱的收藏家，對他在‘人權觀察’的工作沒有任何影響”。
加拉斯科也在一個政治網站上發表聲明，稱自己“從未隱藏自己的愛好，因為它不會令人感到羞恥”。他說，納粹明顯是一個邪惡團體，沒有人會真的認為他對納粹感興趣。
然而，這些辯解未能說服公眾，一些西方媒體也紛紛質疑。對此，“人權觀察”組織決定展開反擊，稱它們關于以色列政府違反國際人權和人道主義法律的報告“嚴謹而詳細”，外界對加拉斯科的攻擊旨在“轉移人們對這些報告的注意力”。相關調查負責人萊恩‧列維尼進一步指責以色列政府是這一“陰謀”的幕後黑手，但沒有給出任何證據。
“人權觀察”組織力挺加拉克斯的舉動讓不少人感到驚訝，但《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這並不奇怪：首先，雖然“人權觀察”發布的報告經常受到質疑，但很少遭到西方國家媒體的批評，難免有點“惱羞成怒”；另外，對于“人權觀察”組織來說，加拉斯科的確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才。
然而，面對輿論壓力，“人權觀察”組織不得不逐漸改變態度。去年9月14日，該組織宣布，加拉斯科將“停薪接受調查”。加拉斯科本人沒有對組織決定作出評論。熟悉他的人說，加拉斯科事實上已經離職，但“人權觀察”承諾將支付他合同剩余期限內的薪水。
今年3月5日，加拉斯科的名字從“人權觀察”組織成員名單上消失。一名組織發言人在回復媒體詢問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兩周前,我們遺憾地接受馬克‧加拉斯科的辭職申請。”
“人權觀察”組織執行主任肯尼斯‧羅思指示員工、董事會成員和主要的捐助者，要求他們不要就媒體針對加拉斯科的問題作出回應。然而在加拉斯科的特殊愛好遭曝光後不久，羅思接受媒體採訪時仍以一貫傲慢的態度宣稱，“人權觀察”組織從未犯過什麼大錯。
風波不止
自從馬拉斯科卷入納粹醜聞，質疑“人權觀察”組織公正性的聲音越來越響，馬拉斯科離職也未能平息這些聲音。
一家以色列報紙報道，“人權觀察”中東部門高級官員喬‧斯托克是一名極端左翼分子，上世紀70年代擔任一家雜志編輯，該雜志當年曾發表社論，稱讚1972年致使11名以色列運動員和教練遇害的慕尼黑慘案。
面對指責，執行主任羅思辯解說，以色列媒體報道的事情發生于30多年前，斯托克僅是那本雜志的7名編輯之一，他後來成為薩達姆的堅定反對者。
對于斯托克的爭議，“人權觀察”組織仍能以陳年舊事為由搪塞過關，然而該組織不久前剛招募了一名曾為極端反猶太主義出版物工作的人擔任研究人員，這就難以用同樣的邏輯來辯護。
除了用人不當，不少媒體和政治分析師批評“人權觀察”組織戴著“有色眼鏡”判斷一個國家政府或組織是否存在侵犯人權的行為，比如在巴以衝突中一邊倒地批評以色列。
《星期日泰晤士報》援引美國一名人權事務專家的話說，對于“人權觀察”組織來說，擁有足夠影響力是最重要的事。“人權觀察”組織總希望自己的報告能為美國政府所用，對那些難以引起華盛頓注意的議題缺乏興趣，“只有以色列能吸引他們的眼球”。
“人權觀察”組織的做法甚至招致“自己人”的批評。這一機構的名譽主席、創始人之一羅伯特‧伯恩斯坦去年10月撰文說，“人權觀察”組織如果繼續將批評焦點集中于以色列，“將嚴重損害自身聲譽和國際地位”。
《星期日泰晤士報》評論說，一直以來，“人權觀察”組織倡導透明、寬容和問責，但這一機構應對加拉斯科的納粹醜聞時顯然沒有做到這幾點，反將自身的一些缺陷暴露在媒體和公眾面前。其應對危機的方式之拙劣，帶來的傷害甚至大于醜聞本身。（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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