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來源:亞洲周刊 二十五卷八期 (2011-02-27) 撰文:張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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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現代伊斯蘭主義的發源地,也是很世俗化的國家。世俗化埃及精英擁護普世價值,著重個人生活品味,淡化宗教規條,這次革命首先由他們推動。歷史上他們與伊斯蘭主義者多次並肩作戰,現在再次攜手推翻獨裁。
有不少人關心埃及革命會否變成伊朗七九年伊斯蘭革命的翻版,甚至影響中東和平進程。這種擔憂並不出奇,因為過去十年以來,伊斯蘭激進主義已被描繪為世界上最大敵人,反恐是全球當務之急。然而,只要細心去看這次阿拉伯世界的震盪,根源在於三個字:不平等。埃及前總穆巴拉克就是以反恐之名,肆意剝奪人民的政治與經濟權利,但西方卻認為穆巴拉克路線有助穩定中東局勢。總之,穩定壓倒一切。諷剌的是,正是這種穩定論為社會埋下不穩定的因素。
原來,埃及是現代伊斯蘭主義的發源地,揮舞這面大旗的,就是美國標籤為極端伊斯蘭組織的穆斯林兄弟會。可是,在另方面,埃及給外界的印象卻又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國家。在開羅,風情萬種的尼羅河兩岸泊著一艘又一艘張燈結綵的遊船,夜晚傳出節拍明快的音樂,身材豐滿的埃及女郎披上誘人輕紗,跳著奔放的肚皮舞,她要告訴世界,埃及的伊斯蘭文化是開明的。
位於開羅市中心解放廣場附近的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簡稱AUC)便是西方思想在阿拉伯地區的重要據點。儘管周圍環境混亂嘈雜,這所大學卻已成為開羅現代精神的座標,就讀的學生非富則貴,是培育埃及精英的搖籃。
精英與平民兩個世界
在埃及,精英階層畢竟屬少數。雖然世俗主義不但給予女性離婚的權利,也為她們打開了教育大門,但教育至今仍不普及,在埃及,不是很多人有機會完成中學教育,開羅這個大都會掩飾不了貧民窟的艱苦生活。事實上,只要走進開羅,便會很快感受到,有兩個世界並存著。在新城區,很小的一個區域,代表的是精英貴族階層。舊城區面積廣闊得多,也複雜得多,從充滿革命熱情的知識分子,到墨守伊斯蘭傳統的草根家庭都有。
舊城區裏有一個地方叫「伊斯蘭開羅」,矗立著一排排清真寺圓尖頂,一到頌禱時間,大批信徒在街頭上誠心跪拜,人山人海,景象壯觀。從中可以看到,信仰在埃及人心中,仍然佔有重要的位置。
不過,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居住在新城區的埃及精英,有不少熱衷於推動埃及的現代化,擁護普世價值,著重個人生活品味,淡化宗教規條,靠向西方的人生指標。但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他們不一定支持穆巴拉克。我在開羅便認識好幾位畢業於AUC的年輕人,他們甚至認為穆巴拉克拖了埃及政治現代化的後腿,窒息埃及的發展。而埃及這次民主運動便首先由世俗化的年輕知識分子組織「四月六日運動」推動,吸引各階層人士參與,一呼百應,大家的訴求就在這一刻殊途同歸,當中自然包括穆斯林兄弟會。
回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世俗知識分子與伊斯蘭主義者在反殖和爭取獨立上曾多次並肩作戰。歷史再次重複,這次他們站在同一道路上,推翻獨裁政權,但之後又怎樣呢?
開羅,這個遊客至愛的文化歷史名城,在古國裏如「夜明珠」照亮了尼羅河流域,滔滔河水孕育了人類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見證了世界上最漫長的不同殖民統治。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奧斯曼帝國的黑暗統治激發起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殖民者上台,完全控制了埃及,這進一步激發起埃及人的民族主義。此時,有年輕學者阿班納振臂一呼:重現《古蘭經》的聖訓,才是拯救民族的方法!他遂掀起了阿拉伯世界第一波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並創立了在伊斯蘭世界影響至深的穆斯林兄弟會。
三、四十年代,英國扶植埃及法魯克國王,該政權腐敗無能,其軍隊更是荒淫無度,激起民憤,穆斯林兄弟會在「自由軍官集團」的協助下,秘密組織軍事力量,推翻法魯克。「自由軍官集團」是世俗化民族主義運動的火車頭,在抵抗外國侵略、推翻封建王朝的抗爭道路上,該集團的領導人納賽爾與阿班納惺惺相惜,成為最佳戰友。納賽爾建立埃及共和國後,走親蘇聯社會主義道路,逐漸對穆斯林兄弟會步步為營,甚至到後期更對兄弟會大力打壓。至於接替納賽爾的薩達特,他與兄弟會也曾有過一段淵源。他年輕時深受阿班納演說吸引,是第一個將阿班納介紹到軍營上宣揚兄弟會信念的自由軍官集團成員。他執政後,利用兄弟會打擊納賽爾餘黨,兄弟會借機再度活躍,後來又遭打壓。
納賽爾在位期間,於一九六七年的中東戰爭慘敗給以色列,社會上因此普遍瀰漫著挫敗感,這令到兄弟會即使轉到地下活動仍然大有市場。
到了薩達特,他在一九七三年突襲以色列,取回失地,贏得聲望,但由於後來靠向西方資本主義的施政失誤,貧富越見懸殊,加上他漸漸向美國靠攏,並與以色列簽署和約,雖然他理據感人,更因此贏得諾貝爾和平獎,但民間卻認為和約不平等,遂產生了一股怨氣,兄弟會因而迅速吸納了不少中下階層的成員,並擴及知識階層。最後薩達特死於狂熱伊斯蘭主義者的暗殺。
薩達特死後,其副手穆巴拉克正式展開他長達三十年的鐵腕統治,而且更向美以利益傾斜,埃及人感到對阿拉伯兄弟不公,可是他們在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上都失去了聲音,完全沒有發言權。這令到埃及人對穆氏非常反感,而且使埃及社會的仇美仇以情緒更為高漲。
我零二年第一次到埃及採訪時,正好碰上以色列軍圍困巴勒斯坦自治區,硝煙高漲。我約一位埃及年輕記者到美國大學對面的麥當勞吃早餐,他立即提出抗議,說﹕埃及人都認為買了一個漢堡就等於殺掉一位巴勒斯坦弟兄!這種看法在開羅十分普遍,開羅人相信美國企業與美國政府朋黨為奸,提供以色列最先進武器殺害巴勒斯坦人。
當年,一位埃及洗衣店老板唱了一首歌《我恨以色列》,便立即紅透半邊天,其後當上職業歌星,成為埃及的一個傳奇。不過,這個歌星也一度淪為階下囚,關了好幾個月才釋放。除了歌星外,政府亦大舉鎮壓異見分子和伊斯蘭組織成員,草木皆兵。事實上,自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後,當時埃及政府以反恐名義推行緊急法,社會上立刻出現很多隱藏的耳朵與眼睛,埃及人直指自己國家是個「警察國家」。
可是,在新一輪的「反恐法」下,人民的政治權利進一步受到剝奪。另方面,經歷過大半世紀的鬥爭,兄弟會漸露疲乏,力主求和,主張走議會道路,用和平手段爭取權力。即使曾經倡議暴力主義的伊斯蘭集團,也表示願意解除武裝。
由此觀之,這次埃及革命之火,西方評論把焦點放在埃及伊斯蘭組織身上,誇大其奪權能力,對不少追求民主的埃及年輕人來說,是有欠公允的。即使穆巴拉克把伊斯蘭組織打壓了,但仍難掩飾他在經濟上所造就的不平等,而他的獨裁腐敗亦令其政府缺少推動國家財富再分配,從而改變不平等現狀的政策空間。
近年穆巴拉克拼GDP,高利潤產業受惠,埃及經濟增長大步向前。這數年間外資湧入埃及的投資額佔非洲第一名,股市也翻了幾倍,可是,老百姓卻無法分享這經濟成果,反之失業貧窮越益嚴重。
百姓享受不到經濟成果
從開羅市中心坐車到金字塔地區只需半小時,有時真不敢相信,半小時之內便穿梭於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沿路不少貧民窟在眼前湧現。在金字塔坐落的沙漠地區,人民居住在古老的房子裏,駱駝與馬匹是他們經濟的支柱。原本孕育萬物的尼羅河三角洲,他們感到得不到什麼好處。
馬兒的嘶叫聲、駱駝蹄聲,迴盪在歷史長廊裏,沙漠的滾滾黃沙捲起人們對這個埃及古老文明的懷念,我隱隱嗅到木乃伊身上的香料。但對埃及人而言,他們有說不出的憤怒,為信仰、為政治、為經濟,即使為個人前途,他們似乎總徘徊在十字路口上。
終於他們站起來,為過去所受的種種不平等待遇。現在,革命取得初步的成功了,新的社會契約又將會是怎樣一副模樣?無論如何,從埃及的民主運動,可以看到,越是採取高壓手段,越是向一方利益傾斜,便越難令穩定扎根。只有平等的對話,大家有機會共同創造較為公平公義的社會,和平才會降臨。這對一直受美以利益主導的中東和平進程,也不無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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